俄國駐福州領事館官邸（資料照片）

壓制茶葉的小磚上有龍的浮雕圖像，發現于中國福建省福州市。（劍橋大學考古和人類學博物館藏品）

從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福州作為世界茶港，吸引了國際上眾多政府官員與貿易商的關注。福州被稱為世界“茶葉貿易中心”、“偉大茶葉之路”的節點城市，它見證了“萬里茶道”的海路轉向中國大規模制茶的開始。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近代中國歷史和中俄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沙羅娃·維·格曾經專門探討了福州在近代中俄茶葉貿易中的作用，她注意到史學界對于“偉大茶葉之路”（俄方文獻說法，中方稱“萬里茶道”）中福州角色的研究是相對缺失的，“這在我們看來有失公允，因為福州這個城市在中國茶葉生產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福州存在了50多年的俄國商行也積極促進了中俄貿易的發展”。

“萬里茶道”是指中俄之間形成的以茶葉為大宗貿易商品的長距離商業貿易網絡。這條“偉大茶葉之路”（Great Tea Road）形成于17世紀末，一直維系至20世紀初。“萬里茶道”在歷史上形成了陸路占主導和海路占主導兩個階段，沿線涉及的城市、口岸甚多，其經過的崇安（今武夷山市）、漢口、張家口、恰克圖以及喀山、圣彼得堡等節點城市都負有盛名。“萬里茶道”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開放性和歷史韌性。

19世紀中后期的全球性交通運輸革命引發“萬里茶路”發生由陸路向海路的轉變。從國際層面看，蒸汽船在遠洋貿易中的運用、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電報技術的應用，推動全球商業路線重新整合。從中國層面看，鴉片戰爭后英國等列強強辟五口通商，將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網絡，對華茶葉貿易中心從廣州一口轉移到毗鄰南方茶區的福州、廈門等地，福州港一躍成為“世界茶港”。

中俄“萬里茶道”也開始適應交通領域的深刻變革。武夷茶市原先由晉商（西客）主導，隨著福州閩江茶路打通，海路大開，下府、廣、潮三幫繼之以起（下府幫為晉江、南安、廈門等處人，而以廈門人為多），外商洋行通過上述中國商人采辦山區茶葉。俄國商人也接踵抵達福州，其相關的活動史實主要體現在俄國領事對茶商利益的保護、俄國茶行利用蒸汽設備制磚茶的開創性貢獻兩個領域。

五口通商之后，外國相繼在新開辟的口岸設立領事。1844年英國在福州率先設立領事，李太郭擔任首任領事。1854年美國在福州設立領事館，此時恰逢美商旗昌洋行開辟上溯閩江直達武夷茶區的水路運茶，美商獲利頗豐，武夷茶區海路運輸通暢，福州茶港迅速興盛。其他列強如法國、葡萄牙、荷蘭等，也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到福州開設領事館。煙臺山一帶領館林立，洋行聚集，福州茶葉外銷進入景氣階段。

福州作為通商口岸茶葉貿易的興盛，也吸引俄國到福州設置領事館，推動俄國商人前來投資茶葉貿易。根據《清季中外使領年表》記載，清同治四年（1865年），俄國在福州設立領事，由德理（A．M．Daly）副領事署理。次年建造領事館（在今公園路39號，福州外國語學校校內），領事官邸系磚木結構、表面刷灰的東歐式樓房，樓內一向設門、二向開窗，窗上部為拱形，木框玻璃并安鐵柵。入口有木制俄式門廊，制作精良。

1876年皮亞特科夫（M．Piatkoff）接任，1879年又由索洛莫諾夫（A．Solomonoff）擔任第三任俄國駐福州領事。索洛莫諾夫此前在恰克圖擔任一等商人，主要從事茶葉貿易。

1882年6月，寶坡（N．A．Popoff）接任福州領事。1899年，寶坡還被授予總領事。俄國學者的研究發現，寶坡的到來，使其名字與俄國商人在福州的“黃金時代”關聯在一起，這個“黃金時代”實質就是茶葉的繁盛時期。寶坡非常關注中國的茶葉生產知識，經常去茶園考察，并且訂購了很多國外有關農業的雜志。“得益于寶坡的專業和機敏”，俄國在當地的商業得到了可靠的保護。1901年，寶坡病逝于福州。

俄國駐福州領事館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定期在領事報告中詳述福州茶市的情形，因為茶葉是福州港外銷最有價值的商品。據日本報道所說，俄國駐福州的領事館“乃專為磚茶貿易而設”。俄國學者、烏拉爾聯邦大學的哈辛（I．R．Hamzin）的研究表明，19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利用海路進行茶葉貿易已經成為中俄茶葉貿易的新動向。俄國商人從福州港口運走的大量茶葉通過海路經敖德薩、海參崴和尼古拉耶夫斯克3條航線，分別運往俄羅斯的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出售，延續了歷史時期“萬里茶道”的茶葉貿易，不僅縮短了運輸時間，而且降低了成本。

因此，保存至今的俄國駐福州領事館成為中俄“萬里茶道”由陸路轉向海上運輸路線最為直接的實物遺存。2013年俄國駐福州領事館被納入煙臺山近代建筑群，目前已經定級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予以有力保護，這也是福州參與“萬里茶道”申遺工程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20世紀60年代，福州外銷茶葉急劇增加，其作為茶葉集散地的功能也發揮出來。1870年，俄國商人索洛莫諾夫從恰克圖循著茶香來到福州采購紅茶。此前，俄國洋行已經在漢口附近試制磚茶。茶磚制作的原料是茶末，即茶葉制作過程中形成的邊角料，因此磚茶收取的稅極低，僅為3錢，這大大刺激了俄國商人的逐利行為。1872年，俄商新泰在福州設立機器制茶廠，采購英人機器設備，專門制造茶磚，這是中國大規模機器制茶的發端。

根據陳慈玉的統計，1872年新泰洋行在福州輸出的磚茶為727擔，1873年新泰在閩江上游的建寧府設第二工廠，兩廠的總量為6000筐。1874年延平府附近的西芹設有第三工廠，該年福建磚茶產量約有1．2萬筐。立足福州的阜昌、順豐也陸續擴大福建茶區磚茶制造業務。

到1876年，沿著福州下游南臺與閩江上游的武夷茶區，福建的俄國磚茶制造工廠有9家之多。俄國商人能夠深入福建內陸腹地，與其他歐美商人相比有其自身的優勢，中俄商人在恰克圖從事茶葉貿易的悠久歷史形成了一定的口碑。1880年，根據俄國學者對索洛莫諾夫領事報告的研究，3家俄國商行一共從福州運走散茶1675箱、花茶403箱，兩種茶葉重約1192760磅。從福州港經天津轉運恰克圖的紅磚茶則有56200箱，經海運轉往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有1952箱。1890年，福州港出口俄國的茶葉達到了453106930圓（墨元）。

使用蒸汽動力的壓力機來制作茶磚是俄商在福州設廠的一大優勢，磚茶幾乎都為俄國資本所經營，當地豐富的原料和勞動力保障了俄國磚茶事業。在俄國商人帶動下，福州本地也成立了悅興隆行。根據《中華實業界》（1916年）的統計，1875年福州磚茶輸出為600萬磅，1879年達到1370磅，1880年更是達到1．37億磅，這是福州磚茶制造的全盛時期。

“福州出口之茶以運銷俄國為主”，這些茶磚會經福州港口出發過天津港，再從張家口運往恰克圖，而后出口至俄國，每年以數百萬兩計。福州還產出著名的紅茶，這也是俄國消費者所鐘愛的，高檔的紅茶輸出則由福州港直接海運至敖德薩港。因此，俄國商人來福州制作磚茶、運銷紅茶和花茶的貿易與投資活動實質上有力維系了福州的世界茶港地位。

進入19世紀80年代之后，英屬印度大規模種植茶葉返銷英國市場，英國茶商已經減少了在福州的茶葉采購。19世紀末，俄國洋行在漢口租界的商業活動勢頭迅猛，對于福州的關注也就逐漸萎縮。因此，英商、俄商作為推動福州世界茶港的兩大主要參與方相繼減少了在福州的投資與采購。

深入挖掘福州目前現存涉茶遺址遺跡，收集更多跨文化、多語種文獻資料相互印證，有助于福州作為歷史時期“世界茶港”大理念的樹立。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全球茶葉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