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傳世的書法遺跡，包括題刻、拓本及手跡等多種形式，大都真偽難辨，撲朔迷離。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找到一份有確切證據的書法“標準件”，以此為根據來判定其他書法作品的真偽。30年前，一次偶然的機緣，一封疑似鄭成功的親筆書信重現世間，給鄭成功書法遺跡的研判帶來了一線曙光。然而30年來，圍繞該書信作者的認定卻大相徑庭，始終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該書信是否為鄭成功親筆所書，關系鄭成功其他傳世書法遺跡的判定，以及南明史、中日關系史等相關議題的解讀，似有進一步重審的必要。

重現世間的《得侍法教帖》

1993年5月，日本京都一連下了好幾天的雨，山色空蒙的黃檗山萬福寺，中國學者陳智超先生正在查閱隱元隆琦檔案資料。寺方從庫房中取出了珍藏的五大卷軸，標簽題寫有《唐上諸居士書札》《諸居士書札》以及《諸和尚書札》，這正是晚明渡日高僧隱元隆琦的來往書信。

展開卷軸，一封封書札裝裱在內，以往只見于史書記載的歷史人物，他們的翰墨躍然呈現在了陳先生面前。出于專業的敏感，一封沒有落款出處的信札引起了陳先生的注意，只見信上用行草書寫著：

“得侍法教，頓開悟門。執手未幾，忽又言別，唯有臨風神想耳。但日國之人雖勤勤致請，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風廣播乎？抑虛慕其名而姑為此舉耶？倘能誠心皈依我佛，自當駐駕數時，大闡三昧。不然不必淹留歲月，以負我中土檀那之愿。況本藩及各鄉紳善念甚殷，不欲大師飛錫他方，所以撥船護送者，亦以日國頂禮誠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龍天實相，弘道誠莫分于彼此，審勢自不無后先，唯大師慧昭之。其黃檗叢林弟子，自當仗佛力保護，無庸致慮也。盈盈帶水，神注徒深，屈指歸期，竟知何日？謹啟。法駕榮行，本藩不及面辭，至次早聞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禮為歉。專貼回拜，謹即附聞。名單具。昚。”（陳智超等編《旅日高僧隱元中土往來書信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5年，第70頁）

此信歷來尚無正式名稱，根據傳統書帖以首句命名的原則，我們將此佚名信札稱作《得侍法教帖》。陳先生看到的其實是書信的“副啟”部分，“正貼”已經遺矢，它真正的作者與“正貼”一同淹沒在了歷史的塵埃當中。不過，從行文措辭和格式上，晚明一位縱橫馳騁閩海世界的風云人物隱隱然浮出歷史水面。陳先生發現，這封書信的作者自稱“本藩”，而且一反常規竟然都換行頂格（《鄭成功致隱元信件的發現——介紹一批南明抗清斗爭新史料》，《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8期，第1頁）；信中還說作者“撥船護送”隱元東渡扶桑。陳先生很快意識到“作者必然是一位非同尋常的重要人物”，種種跡象都將書信作者指向了一位熟悉而陌生的人物——鄭成功。

現存的《隱元年譜》兩種，都明確記載鄭成功派遣船只護送隱元東渡日本。通過對隱元出海時、地的考察，陳先生認定佚名《得侍法教帖》作者正是鄭成功，以此為據，推論隱元與鄭成功關系“特殊”，是鄭成功的“親善使者”，可能還肩負著向日求援的政治使命。

《得侍法教帖》重現世間后，學界基本認同陳先生關于書信作者的判定，但對其“親善使者”的說法卻應者寥寥。進入新世紀，隨著隱元隆琦研究工作的推進，關于《得侍法教帖》的作者問題出現了新的法說。林觀潮先生在《隱元全集》中爬疏出《復欽臺許居士》一信，發現此信與佚名《得侍法教帖》多有暗合之處，提出了驚人說法，認定《得侍法教帖》作者正是許欽臺（林觀潮《隱元禪師評傳》，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9～216頁）。

許欽臺何許人也

《得侍法教帖》作者另有其人，確實是驚人之論，為佚名書信的解讀打開了新思路。林先生通過文本細讀發現，隱元《復欽臺許居士》與佚名《得侍法教帖》存在諸多關聯，最直接的證據是《復欽臺許居士》中有“來諭‘弘道莫分彼此，審勢不無后先’”一句，這在《得侍法教帖》中可以找到相同句子，兩封信正是一組往復函稿；另一證據，“若問歸山何日，既涉遠濤似難自由”是對佚名書信“屈指歸期，竟知何日”一句的回應。

我們先分析間接證據再考察核心證據。隱元東渡后，國內僧俗兩眾都有勸歸者，相關來往書信甚多，歸期問答在這些書信中俯拾皆是。林先生對“大檀護念有素”的解讀亦值得商榷，該處其實指的是隱元日本登岸后仰賴許欽臺的幫助，而非指許氏在廈門促成其順利東渡。核心證據“弘道莫分彼此，審勢不無后先”一句在隱元《復長崎諸居士啟》中另有出現（《隱元全集》第5卷），應該是隱元原話，許欽臺正是僑居長崎的護法居士。

隱元在《復欽臺許居士》中說許欽臺曾護持福清黃檗祖庭，而且發揮了根本作用，希望許氏能全始全終，繼續護持祖庭。許欽臺何許人也，而能周旋于鄭成功與隱元之間，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問題。

根據林先生研究，楊英《先王實錄》和江日升《臺灣外記》兩份鄭成功史料并未發現相關信息，推測許氏并非鄭成功重要幕僚；另據隱元《欽臺許居士小影》所說的“名揚華夷，德澤海島”，判斷可能是鄭氏家族下屬的貿易商人。

我們借助《臺灣文獻叢刊》數據庫，檢索“許欽臺”“欽臺”等關鍵詞，未見相關條目出現，可以基本斷定許氏不在鄭成功軍政系統當中。問題來了，作為一個不在明鄭集團中樞權力體系之內的海商，是否有此能量護持黃檗祖庭，并使隱元對其寄予厚望呢？

江戶時期，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只留長崎一地作為通商口岸。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明朝重新開放中日貿易航線，東渡長崎商貿的僑商與日俱增，其中又以來自福建沿海的福、興、泉、漳四郡為主。為了適應華僑佛教信仰需求，長崎先后興建了三座寺院，通稱“唐三寺”，其住持均由中國僧人擔任。這是隱元東渡的社會背景，其東渡后在日弘法也需要當地僑商的支持和斡旋。

作為僑商，許欽臺在長崎有其影響力；作為明鄭集團所屬海商，可以向當局進言，亦極有可能親近鄭成功。鄭成功為從事對外貿易特別建立山海并軌的五商組織，陸路五商駐地杭州，負責采購江南生絲和藥材；海路五商總部設在廈門，是負責對外出口的派運機構（呂榮芳《鄭成功的五大商行》，《南安文史資料》第9輯）。

鄭成功時代，廈門成為東亞商貿中心，與日本長崎往來頻繁。推測許欽臺是海路五商之一，經常往來廈門、長崎之間。這樣的身份就能符合隱元所說的“名揚華夷，德澤海島”了。許欽臺有經濟實力，又有政治背景，又是虔誠的佛教徒，隱元自然對其寄予厚望。若上述身份認定成立的話，隱元《復欽臺許居士》的書信內容才能讀得通。

我們已經證明，《得侍法教帖》與《復欽臺許居士》相互暗合的所謂證據不足為憑，但仍然不能排除《得侍法教帖》作者為許欽臺的可能性。

作者·書者·讀者

如何正確打開《得侍法教帖》，我們需要理清作者、書者與讀者三個層次。只有把作者與書者分開，書信中的一些矛盾才可自圓其說。

作為現代的讀者，重點是如何充分利用佚名書信的史料價值。我們先來看《得侍法教帖》的作者，也就是書信行文的主體是誰。毫無疑問，書信的第一人稱是“本藩”，只能是自稱，不可能是他稱。鄭成功在（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被授為“招討大將軍”（朱希祖《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臺灣文獻叢刊·鄭成功傳》附錄），從此對外一直以“本藩”自稱。

林先生在楊英《從征實錄》和江日升《臺灣外記》中找到“本藩”為他稱的例子。其實《臺灣外記》凡涉及“本藩”之處，皆為轉引自鄭氏三代及耿精忠的自稱，并非他稱。楊英《從征實錄》的確存在以“本藩”來指代鄭成功的例子，但更多是以“藩”“藩駕”來稱呼。僅此亦可看出，以“本藩”來稱呼鄭成功并非當時的慣例。

《從征實錄》以年月系事編輯，通過詳細梳理“本藩”的用例，我們可以發現，每條事件的開頭在涉及鄭成功名諱時皆以“藩”“藩駕”來稱呼，用“本藩”的只出現在正文當中。該書是明鄭戶官楊英根據鄭氏六官文書檔案編輯而成，因多觸諱，清代一直以抄本行世，并未刊行。以“本藩”稱呼鄭成功的條目大概是轉引自六官案卷而來，抑或傳抄致誤。

作為鄭成功下屬的海路五商之一，許欽臺絕不敢僭越；作為隱元隆琦的護法居士，行文應該謙恭有禮，而非霸氣外露。《得侍法教帖》作者是許欽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按照傳統書信來往禮儀，遇到對方名諱一般抬頭（換行）頂格或空格，以示尊敬。在《得侍法教帖》中，“本藩”一詞一律換行頂格書寫，如果是自稱不當如此，這該如何解釋呢？可以大膽假設，《得侍法教帖》的書寫者并非鄭成功本人，而是由他人代寫，“本藩”一詞頂格自在情理之中。聯系到“弘道莫分彼此，審勢不無后先”一語許欽臺曾經用過，不排除書寫者是許欽臺的可能性。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得侍法教帖》會說作者曾在廈門會晤過隱元，而實際上兩人并未見面，代筆者其實并不知情，或者是客套話。

無論從佚名書信自身透露的信息，還是結合當時社會背景，《得侍法教帖》由鄭成功授意而由他人代擬的可能性最大。那么，鄭成功是否有“寫信”的動機呢？這是書信作者判定中需要明確的一個前提。作為晚明東亞世界的宗教領袖，隱元及其僧團無疑是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在處理明鄭集團內部關系及對日關系上，都可以善加利用，從鄭成功的戰略眼光看，是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重視的。

《得侍法教帖》并非出自鄭成功手筆，但仍能代表鄭成功的意圖。作為現代的讀者，我們可以根據書信解讀晚明佛教、南明史、中日關系史等相關問題，還可以借助書信真跡窺探晚明書法風尚。至于書寫者何人，終究文獻不足征，我們還無法確切了解真實情況，有待于將來新資料的發現。

（作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