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白石洲？

對一些研究者來說，白石洲的去留，也承載了很多城市的命題。

“握手302”是馬立安在白石洲創立的一個藝術項目，位于上白石村二坊一個握手樓的三層。工作室的logo是半開的門里伸出一只卡通的大手，很有親和力的美式幽默。樓下就是一家廉價鞋店，很接地氣。

美國人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是人類學博士，同時也是獨立藝術家、策展人。自1995年起，馬立安開始在深圳開展人類學研究。板寸、流利的中文、諳熟深圳的人文歷史，在這里人們親切地稱她“老馬”。

2013年，馬立安花800元租下了這個12.5平方米的房間，開啟了一系列有趣的藝術探索。“一開始是有點驕傲，總想著我們能為白石洲做點什么。到第二年就發現，我們并沒有為白石洲做什么，全是白石洲在給予我們。”馬立安笑著回憶。

“白石洲的外殼是騙人的。進入白石洲之前很容易有誤會，以為這里都是低文化、低收入的打工者。其實這里的階層是最復雜的，既有剛剛畢業闖蕩深圳的大學生，也有很多創業的小老板，還有希望孩子在深圳受教育的外來家庭。”馬立安說。

思路轉變之后，“握手302”敞開大門，從吸引別人來看變成大家一起參與。六年里，他們做了很多品牌活動。比如“白石筆記”，邀請不同行業的人文藝術工作者在白石洲居住一周，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找靈感，做出個人化的表達。再比如“紙鶴茶會”“單身飯”等定期沙龍，吸引著這個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走進白石洲、走進302。

今年7月初，“握手302”也收到了房東貼出的清租通知。“F生是真正的本地‘深圳人’，身材魁梧高大，倒像是北方人的體型，說話嗓門很大，但也沒什么惡意，赤膊+短褲+人字拖+自行車是他出場的標配”，他們在一篇公眾號文章里如此描繪。

8月19日，“握手302”搬離了白石洲，此時距離他們搬進來正好六年。沒過多久，他們又在福田區的下沙地鐵站附近找到了新的落腳點，并在8月31日開始了新的沙龍活動。依舊是城中村，依舊是握手樓，只是門牌號從302變成了804。馬立安對城市的觀察和思考還在繼續，她想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城市是什么？

對于生長在新澤西郊區的馬立安來說，紐約的曼哈頓是童年記憶里的城市。在曼哈頓，下東城（Lower East Side）是移民和多元文化的交匯地，中國人、拉丁人、猶太人生活在一起。這里既有灰暗的礫石小巷與蜂巢般擁擠的住宅，也有高檔公寓和潮流精品店。“在深圳最像曼哈頓的是白石洲。店面特別窄、人特別雜，東西有貴的有便宜的。包容的街道文化，能聽到很多不一樣的語言。”馬立安說。

馬立安認為，城市應該由最多的人分享最多的資源，過去的白石洲恰恰是這樣一個空間。“白石洲包含很多的夢想、可能性，它的位置好，開業、就學的機會都很豐富，這些資源都可以分享給落腳在這個空間的人。”

相反，她很反感以Shopping Mall為代表的“城市替代物”，高大上的Shopping Mall或許符合很多人對城市的定義，但她認為那恰恰是把有錢人和沒錢人區隔開的產物。她指著身處的咖啡館說：“我們不再分享這個空間，我們是在租這把椅子。”

城中村去留

根據規劃，重建后的白石洲將是一個帶有智慧城區特色的商業和居住綜合體，學校、托老中心、保障房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設施將被優先安排。同時，還將建立一個兩三千平方米的城市更新博物館，通過圖文、影像、微縮模型等載體留住城中村記憶。“白石洲不會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形態存在。”綠景房地產深圳公司總經理胡衛明表示。

2008年，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楊曉春帶著一位美國學者探訪白石洲，對方的一句感慨讓她至今印象深刻：原來深圳真正的城市生活在城中村。

在楊曉春看來，城中村為年輕白領、城市中的服務人口提供了一個可負擔的居住條件，從本質上看，城中村是農民用私人資產承擔了公共物品的服務功能。

“城中村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曾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城中村還將日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深圳市城中村（舊村）綜合整治總體規劃（2019-2025）》發布。隨后，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對規劃作了上述解讀。

在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推到重來”“局部改造”“綜合整治”成為城中村的三大出路。“推倒重來”的效率最高，但否定的聲音越來越多。

2018年10月，習近平在考察廣東期間提出：“城市規劃和建設要高度重視歷史文化保護，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環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這種‘繡花’功夫，注重文明傳承、文化延續，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

基于此，《深圳市城中村（舊村）綜合整治總體規劃（2019-2025）》提出了“充分考慮城市發展彈性，在規劃期內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村”的思路。業內人士分析，根據這一規劃，未來5年將有75％的城中村得以保留。

“其實大家對城中村的貢獻一直有共識，尤其是在規劃界。”楊曉春說。但是一直以來，深圳的城市更新政策較為寬松，導致拆除重建大量涌現。

從第一版城市更新文件發布時，楊曉春就對相關條文持保留意見。“城市更新的大方向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政策的尺度有問題。突出的表現就是拆除重建的門檻太低了，甚至對樓齡都沒有明確要求，在深圳這個房產快速升值的城市，自然會導致村民對獲利最大的拆除重建方式的追逐。”她說。

事情正在起變化。2019年3月，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發布的《深圳市拆除重建類城市更新單元計劃管理規定》中要求：對于現狀容積率超過2.5的城中村、舊屋村原則上不劃入拆除范圍，同時對拆除總面積、建筑物年限等提出了具體要求。

楊曉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外界對深圳這些年的城市更新一直存在認知誤區，以為只有拆除重建一個選項，實際上深圳的城市更新并不是一味地拆除城中村，本來就很多元化。在她心目中，大芬油畫村、寶安鳳凰村，就是綜合整治、自我更新的好樣板。

深圳對“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探索，從幾年前就已經開始。2012年，有著500年歷史的深圳羅湖區湖貝古村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吸引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通過“第三方”的持續推動和一名人大代表發起的行政訴訟，保護古村的聲音最終占了上風。當時正在從事歷史遺產保護研究的楊曉春也是參與者中的一員。

她認為，湖貝村改造對中國整個城市規劃界來說都是一個特別好的樣本，不僅是保留了一個古村，而是在拆與不拆的爭論中，政府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不同的聲音，建立了一種理性的協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