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的楊振寧是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專業領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0世紀以來的物理學史上，僅次于愛因斯坦的世界級物理學大師之一。

離開故鄉多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重回故鄉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溫情和善意。人們談論起他，也許首先想到的是晚年那段年齡懸殊的婚姻，有關科學的美和奧秘的故事卻令人遺憾地被忽略了。

坐在我的左邊

都是回憶。推開大禮堂的門，還能聞到小時候的味道，每個禮拜六父母親帶他到里面看電影。第一部電影的細節還清楚地記得，片子講的是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中一個資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緝的資本家藏身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圣誕節時，外邊下了雪，他窮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條街，窗戶里頭，看見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們，看見了圣誕樹。」老體育館是孩子們經常去的地方。那時候清華每年都要舉辦北平市大學生運動會，總是人山人海。他們一幫清華園里教授家的孩子就自發組成啦啦隊，給清華的運動員吶喊助威。

楊振寧先生拄著手杖在校園里走著，每次經過這些地方，從前的情景就出現了。他95歲，人生繞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點。路邊的槐樹和銀杏繼續繁盛著，身邊走過的是正值青春的學生們，也有父母牽著的七八歲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伙伴們。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似乎只是剎那。

與大多數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楊振寧現在還可以像年輕人一樣「睡懶覺」，早上9點多鐘起床，處理一些郵件，中飯后再睡一兩個小時午覺，下午四五點鐘出現在距離家一公里的清華園科學館辦公室里。晚上，有時和翁帆在家里剪輯一些家庭錄影，素材的時間已經跨越了大半個世紀，年輕時他用攝影機記錄了很多家庭時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后，他不能再進行長途旅行了，「太累的話，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許因為年輕時太喜歡打壁球受了傷，也許只是時間不曾放過任何一個身體。他現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熱水澡，家里的浴室和衛生間里都裝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邊。」楊振寧對《人物》記者說。他的左耳聽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聽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個95歲的老人——他有一雙依然明亮的眼睛，說話時聲音洪亮，思維敏捷，幾十年前的細節回憶起來一點也不吃力。采訪中，每當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他總是略微抬起頭，凝神靜思，認真得像一個孩子。

辦公室乍看上去并無特殊，但房間里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墻上掛著的一幅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楊振寧讀過莫言的小說，但他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最近關注更多的是國際大勢，比如特朗普「要把整個世界帶到什么地方去」。有時看到了他覺得好的文章，他會通過郵件分享給十幾個關系密切的身邊人。 

楊振寧每天會看看央視和鳳凰衛視的新聞。這是他很早就有的習慣。在弟弟楊振漢的記憶中，他早年在美國時，每天都要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很快地翻，看看這里面有沒有什么（時局）變動。」他是1949年后最早回國訪問的華裔科學家，也是在報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紐約時報》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則美國政府公告，他從中發現了中美外交關系「解凍的跡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致禮去世后，楊振寧從美國回到他從小長大的清華園定居。如今的清華在某些方面已經完全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了。幾個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婦來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華住了幾天。西蒙斯是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時的數學家同事，后來成為「傳奇對沖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問楊振寧，Frank（楊振寧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華園里長大的嗎，你小時候住的地方還在不在，帶我們去看看。當年楊家住在西苑11號一個約200平方米的四合院里。楊振寧帶他們去看時，發現大門已經不能辨認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進了5戶人家，寬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

「后來我想，是不是給美國人看有點寒磣，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為什么呢，使得他們了解到中國要變成今天這樣子，不容易。」在清華園里種種復雜的感受，楊振寧歸為一點：他經歷了一個不尋常的「大時代」。

采訪那天，攝影師請他倚在科學館樓梯拐角的窗前，這幢建于1918年的磚紅色歐式三層小樓曾經也是任清華算學系教授的父親的辦公地。烏黑色的窗欞縱橫交錯，窗外是初夏滿眼生機的綠色，舊時光似乎還在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