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

許多受害學生懷疑，網貸平臺的部分員工可能參與詐騙，或知情不報。

2015年6月，夏英凱在“分期樂”“愛學貸”（現更名為“愛又米”）“人人分期”三家平臺以自己的身份，為馬艷飛購買手機。

他說，除了確認學生身份信息、購買商品種類以及家庭電話外，簽合同不需要太多審核。唯一跟財務掛鉤的生活費選項，“填每月1萬（元）也沒人查”。

“分期樂”公關部人士辯稱，學生們收取了馬艷飛的好處費，很可能在“是否自愿購買”等關鍵問題上欺瞞簽單人員。這和警方得到的馬艷飛口供吻合，“會提前告訴學生怎么應付”。

夏英凱說，為馬艷飛購買手機后，自己被其發展成“愛學貸”的簽單員。他發現，在分期平臺的“大區經理”“校園經理”“校園代理”“簽單員”這一業務體系里，馬艷飛也比自己資歷更老。

許寧證實，馬艷飛曾擔任“人人分期”的校園代理。“人人分期”可以和線下實體手機店合作，馬艷飛便利用身份，和彼時認識的某手機店老板合伙套現，省去了倒賣手機的步驟。這也使得“人人分期”成為馬艷飛詐騙案中受害大學生人數最多的平臺。

“愛學貸”官方工作人員也確證，馬艷飛曾被該公司聘為“愛創人”，即校園代理級別。

夏英凱感覺，和每簽一單只能拿到72元錢的自己相比，馬艷飛地位超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馬艷飛和“愛學貸”太原地區的某城市經理關系熟稔，經常在朋友圈發布和后者的合影或聊天截圖，還屢次在同學面前與其通話，討論“今天能出幾單”。

和夏英凱同時成為簽單員的另一位同學堅信，馬艷飛真有門路。正常情況下，簽單員每天能做一兩單蘋果手機就“很夸張”，可馬艷飛往往把十幾個同學叫到一間教室，集體簽合同。“一個簽單員在短時間內做十幾臺蘋果手機，絕對異常。”

事后，馬艷飛不止一次地在他們面前炫耀：“你們只管簽單，風控我都讓經理壓著了。”

在受害學生們看來，這種環境大大推進了詐騙活動的進展，更讓他們增強了“自信”。

“愛學貸”公司給出了幾乎截然不同的說法。其工作人員表示，學生們反映的該城市經理不但沒有問題，還在案發后積極協助警察調查，為公司善后。目前因業績優秀，已升職為省區經理。

“愛學貸”回應稱，該經理的確曾招募馬艷飛作為校園代理。但于2015年2月就發現其行為不端，及時開除。至于當時的校園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馬艷飛利用，但基本是馬艷飛利用個人人脈，與部分校園代理和簽單員達成的交易，“平臺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馬艷飛案，校園貸平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范立夫認為，校園貸款平臺有信息披露義務，除向學生提示潛在風險，還必須對借款學生的資格條件、還款能力、借款用途、在其他機構的貸款信息、第二還款人或擔保人還款能力等信息進行嚴格審查。

武漢的情況如出一轍。在短期集中銷售大量手機后，為了應對“人人分期”公司可能的電話調查，一名白姓工作人員也曾教韓曉一定要回答“買手機是為了自己使用”。韓曉與夏英凱一樣，沒經歷過什么“嚴格審核”。

武漢市江夏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徐敏證實了鄭禹系“人人分期”校園代理的身份。起初，鄭禹還使用“優分期”和“人人分期”兩個平臺套貨。但韓曉介紹，由于“優分期審核比較麻煩”，他們轉而全部使用能快速完成審核、下單的“人人分期”。“整個下單過程不超過10分鐘。”

在其他地區，利用漏洞的大有人在。據報道，2015年10月起不到5個月時間，內蒙古女孩張一丹就利用類似的手段，在內蒙、遼寧兩省詐騙1200余名學生上千萬元。她在審訊中表示，快速擴張的首要訣竅，就是“挖掘各大分期平臺的授信經理做自己的中介”。

2016年4月13日，教育部辦公廳、銀監會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校園不良網絡借貸風險防范和教育引導工作的通知》。其中強調，要對“借款人資格審查失職失當等行為加強監管和風險提示”。

上海、重慶、深圳、廣州等多地監管部門隨后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規范校園網貸市場，并列出多項負面清單。

同年8月，銀監會對校園網貸整治再次提出五字方針“停、移、整、教、引”，其中“停”針對暴利催收等違法違規行為，“移”指違法違規行為要移交相應部門，“整”是對校園“網貸”業務進行整改，“教”和“引”則涉及大學生教育。

“趣分期”官方表示，從2016年開始，已不再經營大學生市場。短短數月，活躍在校園內的線下地推團隊大量消失。

坍塌

在此之前，馬艷飛和鄭禹還是過上了一段“好日子”。

許寧透露，除了少部分用于消費，馬艷飛的大部分資金，都放進了股票市場和民間借貸領域。2015年股市暴跌，才導致他騙局的資金鏈“意外”斷裂。

和苦心經營著整個體系的馬艷飛相比，鄭禹明明有著更靠譜的“商業模式”，卻把自己弄成了整個鏈條上最不穩定的因子。

他抽的煙從三四十元一包的利群變成了百元的“1916黃鶴樓”，“成袋成袋地買”，代步工具也從摩托車變成了改裝后價值幾十萬元的豐田銳志。

鉑金鏈子，最新款的手機，價值數千元的手表，讓鄭禹的好朋友最印象深刻的是，“別人分煙論根，他一盒一盒分”。百元一包的黃鶴樓，常常被鄭禹隨手扔進朋友的懷里。

“那一陣子，他和他身邊的一些人都不把錢當成錢了。”鄭禹團隊的一名成員說。

沒有人知道，鄭禹的底氣來自于低價變賣手機。也沒人能說清，他是何時放棄了正經的“創業”，選擇了一條險徑。

事后調查發現，鄭禹以單價5000多元、低于市場價的價位賣出了未開封的蘋果手機，但這部手機的“成本”高達七八千元。根據還款期數的不同，“人人分期”會從中收取累計幾百至上千元不等的服務費。這意味著做得越多，欠得越多。

多位與鄭禹認識的受害者說，鄭禹對朋友“非常大方”。有人反映，鄭禹送過改裝摩托車給朋友。當事情敗露后，找上了鄭禹家門的受害者驚訝地發現，他家的房子老而破敗，他與他們想象中的“闊少”形象相去甚遠。

2015年暑假來臨時，鄭禹已經無力償還新一期款項了。在韓曉等人的追問下，他終于承認，自己將手機一次性低價賣了。聽到這話的韓曉，眼淚“唰”地流了下來。

武漢的騙局已然破產，太原馬艷飛案的端倪才剛出現。

2015年10月，很多學生開始發現，一向還款很及時的馬艷飛出現了超期滯納金。

11月，情況更加嚴重。馬艷飛找到趙云龍等人，稱自己“資金鏈緊張”，希望大家能借他點錢，或者幫他給下線先墊上。

雖然馬艷飛還是一臉輕松，可趙云龍當場就蒙了。

付款不再及時給金字塔帶來了結構性的崩塌。恐慌、憤怒、猜疑從下而上傳輸，壓力匯集到了金字塔的上層。

一名級別比趙云龍還要高的介紹人在社交平臺上記錄了當時的絕望：“假如有一天我出事了，記住，我是被逼死的。”

夏英凱成了最后一批知曉情況的人。12月的最后幾天，他身上已經不剩1分錢，還背上了好幾張借條，所有錢都被拿來墊付下線同學們的分期款了。

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給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馬艷飛打100多個電話，跑遍整個太原找尋他的蹤影，天黑了蹲在馬路牙子上大哭一場，想想“怎么和父母斷絕關系，不讓他們背上債務”。

12月31日，馬艷飛的行蹤被發現。人們將他堵在了公司。在這里，他最后一次發揮了“職業素養”。追債者揪著他的衣領，他也笑瞇瞇的，示意大家不要著急。人們蜂擁而上，讓他寫借條、立字據。他統統答應。

韓曉等人也是在武漢市的一家公司里找到了鄭禹。“他那時像受了驚的小老鼠，在發抖。”至此，馬艷飛與鄭禹的命運走到了同一方向，均被警方拘留。

金字塔坍塌了。留下一地的債務。

韓曉曾經最親密的朋友已與她反目。夏英凱也受到昔日好友的威脅。有人旁敲側擊，說本校的另外一名介紹人已經被下線們打斷了三根肋骨。

今年開春，一位斷交許久的朋友在微信里發來信息，讓夏英凱還錢，說“當初是被你強迫買的”。

夏英凱急了，對方還說有證據。質問有什么證據，對面又嘲諷，“心里有鬼吧，急什么急？”

“你是不是把我逼死就好了？！”

對面回了一句：“對啊，人死債銷。你死了這事兒就結了，真便宜你。”

過了半分鐘，對方把這句話撤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