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拉教授今年新書的封面《分岔軌道》。（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正是因為那個市立圖書館要做此書的新書發布活動，烏拉去演講，同時邀請谷寧去唱迪倫的歌助興。

后來我特地去買了這本書來看，才發現烏拉說的八條理由，并不是八條抽象空洞的理論，也不是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辯論。事實上他只在前言里提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對評委會沒有給迪倫授獎表示了不平，而他的正文主要是分析迪倫詩歌為什么稱得上文學的精品。

書名里的“分叉軌道”本來是指我們在火車站常見的那種軌道網絡，可以通過扳道岔讓列車進入不同站臺。用作書名當然是一種比喻，既是說明迪倫詩歌“另辟蹊徑”的特色，同時也可能包括了對文學獎評委們的呼吁，他們也應該扳道岔，讓諾貝爾文學獎的列車進入新的站臺了。

當烏拉要強調迪倫的文學價值的時候，不是勉強地把迪倫拉入傳統的文學規范來，而是把文學引出傳統的規范，拉入一個用音樂鋪設的新的文學軌道。

烏拉如此推崇迪倫歌曲的文學價值，他這種看法其實代表著瑞典文學界的一批人。就如在中國有人把《紅樓夢》研究者稱為“紅學家”，這批人也戲稱自己是“迪倫學家”（瑞典語是Dylanologer，只是必須加引號）。

而且這些人幾乎都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的畢業生。

這個文學圈子里的朋友，除了烏拉，有兩個人特別值得一提。他們不是谷寧那樣迷戀演唱的迪倫粉絲，也不是烏拉那樣公開提名迪倫競爭諾貝爾文學獎的粉絲，而是先后進入了瑞典學院，成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成員，執掌了大權而給迪倫頒獎的粉絲。

一個是薩拉•丹紐斯（Sara Danius），也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的教授。2013年她被接納入瑞典學院，接替去世的院士克努特•阿倫德坐上了第七號座椅。2015年又出任了常務秘書，主持學院的日常事務。

另一個是霍拉斯•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也是畢業于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在這里獲得博士學位。他是1997年被接納入瑞典學院院士的，坐上了第十七號交椅，不久也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還出任過執掌大權的常務秘書職務十年（1999-2009）。

烏拉對《瑞典日報》記者透露，在《分叉軌道》正式出版之前，他就用電郵給老朋友霍拉斯發去了書稿。他抱怨說，“不過霍拉斯從來沒有回復我”。這也許是出于保密原則，霍拉斯不便透露自己的態度吧。但是在迪倫獲獎消息公布之后，霍拉斯公開表示，他已經關注迪倫好多年了。

現在我們不應該奇怪，為什么是剛進入瑞典學院才一年多的薩拉來宣布迪倫獲獎。她稱贊迪倫總是站在新與舊的十字路口，為自己選擇新的方向，總在擺脫舊的自己不斷創新。這種說法，和烏拉的“分叉軌道”理論如出一轍。

我們也不用奇怪，為什么是霍拉斯在今年頒獎典禮上宣讀介紹文學獎得主的授獎詞。通常撰寫和宣讀這個授獎詞的任務是由瑞典學院里最理解最支持這個得主的評委或院士完成的，比如2011年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得獎時是他的老朋友埃斯普馬克宣讀，而2012年莫言得獎時是由當時的評委會主席派爾•威斯特拜利耶宣讀。霍拉斯毫無疑問是迪倫粉絲，是這次迪倫得獎的最主要推手，所以當仁不讓地起草和宣讀授獎詞。

這是篇才情橫溢的授獎詞。其中，他也沒有忘記引述了一個評論家說的話，“一位評論家在解釋迪倫的偉大時說，他創造了美妙的韻律”。這個評論家就是烏拉。

烏拉對記者公開說，他早就知道薩拉和霍拉斯都喜歡迪倫，都是迪倫粉絲。難道不是這兩位院士和老朋友烏拉里應外合，完成了這次給諾貝爾文學獎扳道岔的壯舉？

提到寫歌詞，我突然想起前年瑞典文學界舉辦過一個別開生面的創作比賽，邀請精英作家為流行歌曲撰寫歌詞。精英作家過去不屑于做這種事情，現在瑞典學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爾帶頭參與，而他寫的《新年的許愿燈》一舉奪得頭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