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上午，仙游縣書峰枇杷湖公園，第十屆枇杷文化旅游活動開幕式現場。一個瘦削的身影走上舞臺，步履不快，卻很穩。

他是林順權，華南農業大學二級教授、國際園藝學會枇杷工作小組主席。當天，他從莆田學院趕來，向書峰枇杷文化館捐贈100種枇杷科技書籍。

臺下很多人認得他。這位從書峰卓宅走出去的農業學者，名字早已和“枇杷原產于中國”這個結論綁在一起。他在臺上只是簡單地說：“時間關系，我不能在這里多講。關于這些書的來龍去脈和它們的價值，我已經在給書峰鄉黨委、政府的信里說了。”

“與其說是贈與，不如說是托付。”他在信里這樣寫道。

這是怎么回事？原來，書峰與枇杷的相遇，要追溯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

那時，書峰鄉還叫“書峰公社”，黨委書記嚴明訓和社長武文智是福建農學院果樹專業畢業生。兩個當家人一合計，決定把山上的地拿來種枇杷，從福清引入“太城4號”等品種。

當時，林順權是福建農學院果樹專業的本科生。1980年春，他到莆田華亭霞皋果林場實習，場長方國棟是當地有名的“土專家”。在華亭，方國棟向林順權推薦了一個品種——“長紅3號”。

隨后，林順權的親屬在書峰鄉虎頭崙租了幾十畝地，種下了“長紅3號”。那片園子，成了書峰枇杷早期的標桿。幾年后，《福建日報》頭版刊發報道《富書峰，窮社硎，結對子，同致富》，書峰枇杷出名了……

“有人說‘書峰的枇杷是林順權搞起來的’，那是不對的。”林順權在信里寫得很直白。改革開放前，書峰卓宅人“種田跑五里、吃水等半死”。1975年，高中畢業的林順權被推舉為隊長，帶著大伙種永泰李。1977年恢復高考，他第一志愿填報“福建農學院果樹學專業”，想的是“畢業回來把果樹種得更好”。

但這一去，沒及時回來。他本科畢業，讀研。研究生畢業論文做“枇杷胚乳培養”，想搞“無籽枇杷”，論文做得不錯，但“無籽枇杷”沒成功。之后，他被學校派去日本學習。

在日本，林順權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日本以及當時世界上多數國家都認定，日本是枇杷原產國、最大的生產國、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日本的“田中”品種被引種到十幾個國家。歐洲人甚至把枇杷叫作“日本山楂”。

他心里清楚，這不是事實。《史記》里就有枇杷的記載。只是中文的聲音，那時還傳不了那么遠。

他決定做一件事：為中國枇杷正名。

1999年，在兩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專家的幫助下，林順權在美國發表了枇杷植物學和園藝學論文，向世界說明：枇杷原產于中國，日本的枇杷是從中國引過去的。2001年，西班牙率先承認這一事實，隨后歐洲多國跟進。2006年，日本也正式承認。再后來，很多中國人才慢慢知道，原來枇杷的“國籍”，是一位中國學者幫它正名的。

回到11日當天的這場枇杷節，有果香，更有書香。林順權捐出的100種書里，有《枇杷科技資料選編》（一）（二）（三），由華中農業大學章恢志領銜主編。“這三本書滋養和武裝了我，給了我挑戰日本枇杷權威的底氣。”他在信里寫道。

章恢志和林順權一樣，都曾留學日本。不同的是，章恢志那一代學者組建了“枇杷科研協作組”，到1994年停止活動。林順權這一代，則在新世紀重啟了枇杷的學術組織工作。

2002年，第一屆國際枇杷學術研討會在西班牙召開。此后，林順權張羅著2004年4月在莆田召開全國枇杷學術研討會，聯合幾所高校向中國科協申請成立“中國園藝學會枇杷分會”，2005年獲批。他從創會擔任理事長直至2021年，交棒后成了“名譽理事長”。中國園藝學會枇杷分會每兩年開一次會，到2025年論文集已有12本，全在他捐的100種書里。

2006年第二屆國際枇杷學術研討會上，他被推選為“國際園藝學會枇杷工作小組主席”。2010年，農業部資助枇杷行業專項，一次性撥付800多萬元科研經費，其中200多萬元用于基因組測序，林順權是首席專家。

這些成就，他沒有在臺上講。只是把它們寫進信里，連同16個博士、3個博士后的論文和報告，連同他主編的《枇杷精細管理十二個月》《枇杷屬植物圖譜》《中國果樹科學與實踐·枇杷》，連同那篇《建國70周年中國果樹發展·枇杷》，一并托付。

“希望……這些資料傳給下一屆，一屆一屆傳下去……”信的末尾，他寫道，“因為這些資料可能會成為《史記》之后階段性的最重要的枇杷文獻。因此，它們不僅屬于書峰，也屬于中國，屬于世界。”

林順權還在信里回答了未來的問題：

如果將來人們只吃無籽水果，枇杷還有用嗎？人類已經在創造無籽枇杷了。

如果地球氣候劇烈變化，枇杷瀕于滅絕呢？華南農業大學已經研究超低溫保存種質，若干年后可以解凍回來。

……

“總之，地球上永遠會有枇杷，書峰枇杷館的這批枇杷資料是人類擁有的永久寶藏。”（本報通訊員 鄭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