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由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辦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與風險論壇暨《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家風險報告（2017）》發布會在京舉行。

藍皮書指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增長最為強勁，凸顯了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驅動力向尋求戰略性資產轉變。

藍皮書顯示，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并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第一次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增長最為強勁，凸顯了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驅動力向尋求戰略性資產轉變。2016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達145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沿線20多個國家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全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1701億美元，增速達44%。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副秘書長、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馮光華表示，我國企業“走出去”之路并非坦途。全球政治經濟形勢錯綜復雜，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經濟復蘇普遍乏力，部分地區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依舊，某些東道國營商環境依然難言樂觀。

在“走出去”過程中，國家風險已成為投資和經營決策中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而國家風險的復雜性大大增加了對其進行準確評估分析的難度，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亟待解決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對近期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現狀、特點以及發展趨勢進行梳理，同時對企業遭遇的風險進行識別與分析，對于把握投資機遇，優化投資決策，規避投資風險均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宗商品市場持續低迷、國內需求下降使得中國企業大幅減少對采礦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此同時，民族宗教因素、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三大深層次問題相互交織，主導了全球國家風險的變化趨勢與分布格局，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除了關注投資機會和收益外，需要更加注重國家風險的評估和防范。在政府層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保護政府全面行動框架和規范企業海外經營行為。在企業層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充分嘗試多種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

藍皮書指出，2015年以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方面，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持續增長，但在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仍然相對較低。

在區位分布方面，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東盟）、中東（西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

在產業分布方面，能源、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是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較為重要的產業領域。

在企業特征方面，對外投資企業主要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這四個省份，而且以國有企業為主。

在投資模式方面，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持平，但在平均投資規模方面，前者高于后者；農業和房地產更傾向于綠地投資，公用事業、旅游、礦產、娛樂和技術領域則傾向于跨國并購。伴隨著中國與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雙邊、多邊等多層次更多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和實施，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流向能夠契合東道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產業領域。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方面，藍皮書選取2015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中投資風險具有較強代表性的東南亞、中東和中亞地區進行了分析。

分析指出，東南亞地區社會整體穩定，但民族宗教問題影響社會安定團結；東南亞國家目前大力鼓勵外國投資者進入制造業，但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低下已經成為東南亞國家發展制造業的重大瓶頸。

中東地區極端思想回潮，恐怖組織肆虐，恐怖襲擊頻發，非傳統安全風險持續上升。而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為中東國家經濟發展與轉型提供了契機。此外，中東地區外匯儲備大幅下降，需警惕匯兌限制風險。中亞地區社會矛盾進入高發期，政府采取高壓手段維持社會穩定。

中亞國家政權交接有可能給政治穩定性帶來考驗，對外資企業形成沖擊。部分中亞國家對能源行業設置了準入壁壘或政策限制，對中國—中亞能源合作項目的開展造成了較大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