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臺北8月11日電（記者姜婷婷、陳鍵興）臺灣疫情三級警戒持續(xù)兩個多月，終于在7月底降至二級。如今走過臺北街頭，部分餐廳食肆已重新開放內用，但多數(shù)客人寥寥。顯然，疫情壓力稍減，但生活的負荷仍壓得不少人喘不過氣。

5月本土疫情暴發(fā)以來，臺灣諸多行業(yè)由初夏直入“隆冬”，民眾盼紓困如大旱之望云霓。近來，民進黨當局擬發(fā)放“振興五倍券”持續(xù)引發(fā)爭議和反對聲浪，各界直言此舉難解百姓“近渴”且存在諸多問題，發(fā)放現(xiàn)金才能解燃眉之急。

據(jù)悉，臺行政管理機構擬比照去年“振興三倍券”模式，推出“五倍券”，紙質券和電子券并行，除原有200元（新臺幣，下同）、500元面額外，新增1000元面額，最快9月推出。簡單說，民眾需花1000元現(xiàn)金來換5000元“振興券”。

對此，此間專家學者直指，去年“三倍券”效果不彰，本已怨聲載道，況且今時不同往日，照搬只會讓普通民眾更寒心。近日，兩家臺灣媒體推出相關網絡民調，希望發(fā)放現(xiàn)金的民眾占比都超過82%，贊成“五倍券”者占比分別為15.2%和14.8%。

記者觀察，“五倍券”政策遭質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人們認為當局未體察廣大臺灣民眾尤其基層百姓當前最急迫的需求，把“振興”放在“紓困”之前，沒有對癥下藥。

疫情沖擊下，臺灣失業(yè)率飆升，無薪假人數(shù)保持高位，不少人幾個月沒有收入，陷入“手停口停”的窘境，但仍要支付各種生活必要開銷。雖然當局表示經濟弱勢的109萬人領券可“免付1000元”，但輿論認為，現(xiàn)實下有更多人生活艱辛，一人一千，一家老小要好幾千元，實有困難。連不少民進黨的“自己人”也公開表示反對，認為“遠水救不了近火”，徒增民眾負擔。

記者常去的早餐店員工黃先生說，現(xiàn)金能做的事，“振興券”不一定能做。房租、水電費、小孩學費、健保費等等，都需要現(xiàn)金。還有民眾在網上評論：“執(zhí)政者就不能苦民所苦嗎？”“能不能不從人民口袋掏錢？”

面對“五倍券”引發(fā)爭議，臺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近日多次解釋，一再講到“發(fā)現(xiàn)金會被存起來”，激起更大反彈。網友們說，“幾千塊存什么？連繳房租都不夠！”“飯都沒得吃了，還存？”媒體評論指出，該負責人這番話“聽在快被現(xiàn)實壓垮的民眾耳里，實在很刺耳”，他“久居廟堂，吃米不知米價”，很難理解升斗小民的現(xiàn)金與當局高官的現(xiàn)金意義不一樣。

還有民眾反映，“振興券”使用不設找零，對小攤商沒有幫助，更多惠及大型商家。此外，輿論認為，紙質券有防偽標志，印刷成本昂貴，去年“三倍券”成本高達23億元，今年面額、張數(shù)雙雙膨脹的“五倍券”又要浪費許多無謂的成本。

對于當局鼓吹去年“三倍券”“大為成功”，作為強推“五倍券”的理由，此間輿論更抽絲剝繭，剖析其中的“數(shù)據(jù)泡沫”。據(jù)了解，臺經濟主管部門根據(jù)去年176萬領用電子券的民眾，以人均消費5785元，推算臺灣2332萬人領用“三倍券”共創(chuàng)造1349億元經濟效益。媒體指出，以不到8%使用電子券民眾的消費行為，放大推估其他2156萬領用紙質券民眾的消費金額，顯然不客觀準確，有“憑空想象”之嫌。

相關分析還提出，上述“膨風”（閩南語，意為說大話）推算被臺審計部門“打臉”。該部門在年度決算報告中直指“三倍券”效益評估欠缺嚴謹，且缺乏消費端調查資料；電子券領發(fā)不如預期，民眾多領紙質券，導致印制、配送等成本大增；部分弱勢民眾未領取或未獲補助。

關于當局為何要執(zhí)意推出“五倍券”，此間眾說紛紜。臺灣媒體登了一幅漫畫：一疊“五倍券”背后躲了三個人，頭上分別寫著“印刷”“廣宣”“綠友友”。臺北市議員侯漢廷在社交媒體發(fā)文說，臺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之所以悖離民意也要發(fā)券，是想借此造勢，推高民調。他質疑，去年“三倍券”僅宣傳就花費1.29億元，今年又要加碼，錢會流向何方？

最近，民生困苦的新聞不時見諸臺灣媒體，有單親媽媽騎車十幾公里載一雙兒女去領免費便當，有中年男子為飽餐一頓鋌而走險，不惜犯罪。這些雖是個案，但著實令人心酸。臺灣《聯(lián)合報》在關于“五倍券”的一篇社論中，痛心疾首地批評當局“不恤民瘼”“離人民太遠”。

臺灣民生之困，能“券”解嗎？臺灣社會質疑、批判之聲不絕于耳，但目前看來，當局已鐵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