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大于利！”談起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紀元教育集團總校長陳偉志語氣斬釘截鐵。

在剛剛過去的寒假，不少家長發現，孩子玩社交軟件的時長明顯增加。一部手機、一個賬號，未成年人便能輕易進入虛擬社交空間，與陌生人建立聯系，在算法推送的信息流中沉浸數小時。

《第6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已突破1.96億，互聯網普及率高達97.3%。針對未成年人社交媒體使用情況，建立可操作的干預性保護機制，找到技術、教育與政策的平衡成為代表委員們的共識。

當心社交媒體帶來多重風險

陳偉志調研發現，未成年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已呈現出低齡化、隱蔽化、成癮化的新趨勢。部分小學生甚至在家長不知道的情況下，借用長輩身份信息注冊賬號，在短視頻平臺“刷”到凌晨。

“在這個數字化的時代，我們不能完全否定手機和社交媒體存在的意義，但必須認識到它們可能會給孩子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陳偉志看來，社交媒體給了未成年人獲取信息、娛樂、放松的空間，但未成年人沉迷手機、刷短視頻上癮、直播打賞、泄露隱私、遭遇霸凌與欺詐等問題也開始出現。

在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金誠同達（西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方燕看來，未成年人正處于學習成長階段，模仿意識很強，大腦尚未發育成熟，是非判斷力較弱，無節制地使用社交媒體可能會導致注意力持續渙散、睡眠質量顯著下降、現實社交能力退化，不利于孩子們的身心健康。

“相關研究表明，過度使用社交媒體還會導致未成年人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的發生率顯著升高，預防社交媒體沉迷，對于保護他們的身心健康意義重大。”方燕說。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鹽城市第一小學督導室主任陳宏斌注意到，當前社交平臺的內容推薦算法往往以“成癮性”為設計邏輯，精準捕捉用戶興趣點后進行無限“投喂”，這對于自控力尚未發育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無異于“精準打擊”。

“社交媒體算法推送機制容易形成‘信息繭房’，持續的屏幕刺激會改變大腦的神經通路，使人逐漸喪失深度分析、邏輯推理和創造性思考的能力，更可能接觸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陳宏斌的語氣里透露著擔憂。

 設定更清晰的保護性干預邊界

采訪中，多位代表委員認為，像交通規則限制未成年人駕駛一樣，只有為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設定更清晰的保護性干預邊界，才能更好地保障他們的安全和促進他們的長遠發展。

對此，方燕曾向全國人大提交關于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增設信息與網絡安全內容的議案，并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提出修改意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6月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專門增設了“網絡保護”專章，《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互聯網行業要主動把未成年人保護的端口前移，積極履行平臺責任，主動建立自律機制，嚴格審核機制，把未成年人的網絡安全風險降到最小。”在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方燕進一步建議，針對網絡沉迷識別標準、網絡內容分級標準等實踐難點，多部門要聯合出臺實施細則，強制短視頻、游戲、社交平臺實施分級標簽制度。

鑒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問題的國際化特征，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擔心社交媒體對未成年人的負面影響，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作出嚴格限制。

“由于用戶群體構成復雜多元，社交媒體生態并不適宜未成年人長期置身其中。”陳偉志建議，可借鑒部分國家的做法，從嚴限制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

陳宏斌建議，嚴令禁止通過大數據算法，向未成年人推送“暴力欺凌”“飯圈互撕”等不良話題。“科技企業要積極推動變革，同時要有剛性的法律約束，從而為未成年人打造一段不被算法裹挾、不被流量定義的成長時光。”

 幫助未成年人建立數字免疫力

從長遠角度來看，真正的保護不是讓未成年人與網絡世界隔絕，而是幫助他們建立數字免疫力，生長出穿越數字叢林的內在力量，這是代表委員們的共識。

“要培養他們在面對數字環境時的辨別力、自控力和心理韌性。”陳偉志用接種疫苗做比喻，“不是阻止病毒入侵，而是讓身體學會如何應對。”

技術本身是中性的，關鍵在于如何引導未成年人善用技術。

“家長要與孩子協商制定手機使用規則，明確使用時段、時長和場景，建立平等的數字代際關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建議家長以身作則，減少自身屏幕使用時間，在陪伴中引導孩子理解技術的邊界與價值。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技館館長倪閩景則建議，可以用人工智能手段屏蔽掉手機里的游戲、無聊的短視頻，把干凈的手機還給孩子，讓智能工具成為輔助學習的助手。

更深層次的變革在于社會文化的重塑。在陳宏斌看來，當社區里有更多適合孩子的公共空間，當線下社交比線上互動更有趣、更有質感時，孩子們自然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我們要給孩子更多遠離電子屏幕的快樂與玩耍時光，鼓勵他們用腳步去冒險、用親身經歷去感受，在真實世界里發現驚喜、獲得力量。”陳宏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