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深刻改變了信息的生產、傳播方式，也形塑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肌理。繼黨的二十大首次將“教育數字化”寫進黨代會報告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了“推進教育數字化，賦能學習型社會”的時代性意義。面對技術躍進、媒介革新、觀念重構的新情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思政建設必須要有“新氣象新作為”。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數字智能技術為提振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新契機，開辟了新賽道。這要求思政工作者不僅要充分發揮技術要素在配置教育資源、優化教學環節中的工具性作用，更要從邏輯思維、頂層設計的維度推動數字思政的范式構建和機制優化，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與數字化發展的深度嵌合與長效互濟。

優化思政育人邏輯，激活數字思政效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從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簡言之，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腳點和目的。就其本質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從意識、精神、價值層面對人的引導和塑造。數字技術和智能媒介不斷影響著人們形成認知的擬態環境，也驅動著思政育人的邏輯思路因時而新。

第一，從獨白到對話：構建交互共生的數字育人模式。萬物皆媒、人人皆媒的網絡空間成為開展思政工作的重要場域。要將單向式、灌輸式的思政教育轉變為全時域、交互式的育人模式。借助智能對話大模型，構建互動式教學場景，活化激勵性的教學反饋機制。同時，完善受教育者學習行為的數據采集方案，利用數據分析和語言生成工具不斷更新思政教育的話語語料庫，對接當代人的話語慣習和日常經驗，真正做到讓受教育者成為思政教育環節的主體。

第二，從旁觀到在場：強化具身參與的價值認同機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具有較強的理論性、邏輯性，需要理性認識的深度介入。傳統的直陳式教學放大了思政理論教學的抽象性，增加了受教育者的理解成本和內化阻隘。數字技術和智能媒體時代，要積極構建“具身—認知—認同”的思政教育路徑。通過媒體仿真實驗、虛擬空間營造、數字人交互等多模態媒介工具打造感官沉浸性教學體驗。在此基礎上，引導受教育者將具身性經驗提煉為體系性、概括性的理論認知，最終沉淀為對思政內容的內生性認同。

第三，從認知到踐行：打通知行合一的內化成長路徑。囿于條件限制，傳統思政教育難以突破時空局限，往往以宣講的形式為主，也就難以呈現思政教育內容遠紹歷史、近涉現實的豐富可能性。數字時代，要以技術的勃興為契機，實現“理論—實踐—理論”的雙向閉環。借助數智媒體積極開拓數字智慧平臺，打造紅色資源的數字活化工程。通過創新受教育者實踐機制，實現理論學習的行為轉化，將價值觀念、精神感召、情感共鳴具化為志愿服務、場館參觀、遠程支教、重走黨史路等實踐活動，以線上線下聯動強化理論操演效能。

推動主流價值破圈，構筑數字集體記憶

網絡媒介的社交屬性強化了個體之間的鏈接，使人們由于興趣、審美、價值等方面的相近而自發形成規模不一的虛擬網絡群體。在大數據分析與算法推介的驅動下，網絡群體之間的向心力逐漸強化，群體與外界之間甚至形成較為明顯的認知邊界和認同差異。對于思政教育而言，欲實現主流價值對個體的觸達和引導，順利推動價值“破圈”尤為重要。

一方面，思政教育要促成自身內容的“出圈”。數字時代的思政教育不再是也不應是孤芳自賞的“獨舞”，而應打破領域隔閡、部門壁壘、認知關隘，形成“大思政課”聯動機制，讓思政教育走出課堂的限制，成為具有社會吸引力和公眾影響力的“熱點”乃至“爆款”。

另一方面，思政教育要實現對不同群體的精準性“入圈”。利用大數據擘畫“群體標簽”，借助算法定位和推薦機制，實現思政內容和受教育群體的智能匹配與垂直觸達。同時，積極打破音視頻、微短劇、電子游戲等媒介界限，探索跨媒介思政敘事，豐富思政教育的形態，嘗試讓思政教育和各種亞文化打破“次元壁”，推動主流價值和各類趣緣群體協同共振。

在此基礎上，要強化個體對于民族、國家這一“大集體”的認同和歸屬。認同的持續往往有賴于記憶的延續。思政工作者要善于通過媒介儀式展演視聽符號來構筑公共性、集體性記憶。巧借AR、VR等技術策劃虛擬性媒介儀式或慶典，使人們實現跨地域、共時性的虛擬在場，讓集體情感沉淀為個體的價值取向和情感旨歸。積極發揮大數據在數據擷取、數據儲存方面的優勢，構建“數字集體記憶檔案”，使受教育者能夠隨時通過媒介復現場景，喚醒記憶，讓思政教育成為鏈接個體與集體情感的精神紐帶。

著力引導技術向善，重申人的主體價值

新時代，數字化技術作為繞不開的變量已經介入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過程中，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機遇，同樣也帶來了挑戰。技術之本質并非技術因素，也絕非某種中立性的東西。技術的“類人格化”特征，使其在數字化自動化學習進程中潛藏著逃逸人類控制的風險。數字化思政工作的開展必須對數字技術存在的潛在風險加以重視。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工具性外殼容易使其成為意識形態的遮蔽，加之算法運行的不可見性，極易導致不良信息的侵入和有害思想的滲透。另一方面，算法擴張擠占人的思考空間，削弱人在思政教育傳授環節中的主體性。為此，一是積極引導技術向善，筑牢技術應用的“價值堤壩”。要以主流意識形態嵌入算法設計和運行的關鍵環節，在人工智能模型訓練中融入思政倫理標簽，從而壯大主流價值、主流輿論在網絡環境中的傳播聲量，筑牢數字空間中的價值堡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時刻堅定主體意識、主動意識、主見意識，做好意識形態安全的守門員。更為關鍵之處在于，面對技術發展熱潮，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始終保持對技術的“冷思考”。思政教育者要始終懷有人本思想，致力于推動技術為人的完善而服務，而非成為依賴技術的附庸。

二是積極構建“教育者—數字技術—受教育者”之間和諧的三元關系。思政教育者要從知識傳授者、課堂管理者、成績評定者的角色，升維成“思想價值導引者”、“人機協同合作者”、“學生成長見證者”，強化自身與受教育者之間的情感紐帶，強化受教育者對思政內容的價值歸附。數字技術要起到認知增強、情感拱衛、實踐延伸的作用，為思政教育全鏈條、全環節服務，從而使思政受教育者盡快轉化為積極的“價值共創者”“記憶書寫者”“信仰構筑者”，真切、深刻地介入到數字思政的建設中。通過錨定人在數字思政中的定位，捍衛人的主體性價值，讓思想政治教育在數字化路徑上發展時，始終保持生動、真切的人文底色。

（作者：程晉紅，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陳天來，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輔導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