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中國資產，外資加碼投資。證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數量已達900家，今年以來新增40家。證監會表示，后續還將出臺更多優化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的改革舉措，有力推進資本市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市場人士分析，從證監會近日召開的“十五五”資本市場規劃專家學者座談會透露的政策信號看，新一輪資本市場改革開放有望加快推進。進一步提高跨境投融資便利性，進一步優化準入管理、投資運作等舉措值得期待，外資機構有望向中國市場投出更多“信任票”。

持續增配中國資產

近期，多項數據表明，外資配置中國資產的意愿增強。

從A股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報看，Wind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QFII已進入1145家公司的前十大股東行列，持股市值合計1434.64億元，較一季度末增加212.90億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近日發布數據顯示，上半年外資凈增持境內股票和基金101億美元，扭轉了過去兩年總體凈減持態勢。尤其是5、6月份，凈增持規模達到188億美元，說明全球資本配置中國境內股市的意愿增強。

外資機構發布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趨勢。高盛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8月21日至8月27日的一周內，中國內地股票基金獲得40.76億美元凈流入，在新興市場中遙遙領先。

“今年以來，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的整體信心持續增強。”瑞銀全球金融市場部中國主管房東明說，尤其在全球分散投資的資產配置大趨勢下，海外投資者對非美元資產、對中國資產的配置意愿逐步提升。

多家外資機構頻頻現身A股上市公司調研名單。Wind數據顯示，截至9月3日記者發稿時，今年以來已有715家外資機構累計完成A股上市公司調研超6500次，其中多家機構的調研總次數突破100次。

多因素提振投資信心

外資“真金白銀”做多中國資產，背后是政策支持與市場估值處于合理區間等多重因素支撐。

從經濟基本面來看，中國經濟的基本盤依然穩固。當前中國產業升級加速推進，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質生產力強勢崛起，為實體經濟增長不斷注入新動能。

畢馬威在《2025年宏觀經濟十大趨勢展望》中表示，中國龐大的市場潛力和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仍然吸引著大量外資維持并深化在中國市場的布局。

盈利增長向好、估值水平仍有提升空間等，也是外資看好中國資產的重要邏輯。高盛首席中國股票策略分析師劉勁津認為，當前中國股市估值處于中等水平，且各類投資者的基金倉位遠未達到過高水平。多重因素支撐下，當前這輪上漲行情仍有延續空間。

聯博基金在《2025年第三季度權益市場展望》中提出，一方面，優質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與分紅水平的提升，持續增強股市吸引力；另一方面，在盈利改善背景下，市場估值仍有提升空間。

“總體而言，投資者對A股市場的興趣顯著提升。”瑞銀證券中國股票策略分析師孟磊表示，在市場上行背景下，投資者普遍持樂觀態度。投資情緒改善，部分源于股市快速反彈本身，部分得益于政策寬松激發的信心提振，以及對居民理財資金“搬家”的預期。

孟磊進一步分析，未來海外投資者加倉A股仍有充足空間。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復蘇，中國企業的創新實踐將幫助企業基本面兌現盈利增長，疊加“反內卷”舉措落地，全球投資者或進一步增強對A股市場的信心。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外資加碼投資中國資產，離不開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證監會近期表示，將加快落實2025年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一攬子重點舉措，包括發布QFII制度優化方案，進一步優化準入管理、投資運作等安排。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表示，可以從擴大投資范圍、提高外資持股比例等方面著手放寬QFII相關限制，為避免放寬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可能帶來的資本流入激增以及上市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轉移等問題，建議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小幅、多次的原則做適度微調。

“此外，還應簡化QFII在不同市場的準入管理，提高投資便利度，適時提高QDII投資額度等。”管濤表示，可以從豐富跨境金融產品，拓展與其他國際交易所的合作等方面著手優化互聯互通機制。

跨境投資便利度有望進一步提升。監管部門明確提出，將進一步提高跨境投融資便利性，更好實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長劉向東表示，應推出更多跨境ETF產品，拓展存托憑證互聯互通，引導更多優質外資長期投資我國上市公司；可探索優化現有市場接入機制，包括升級“債券通”“互換通”運行規則等，推動外資更順暢地參與我國資本市場各領域交易。

推動制度型開放的同時，外部資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也至關重要。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田軒建議，設立跨境資產管理試點，允許外資機構發行人民幣計價的綠色債券、科創基金，通過滬港通、深港通等渠道吸引更多長期資本，形成“規則通—市場聯—資本活”的國際開放格局。

在推進開放的過程中，防范外部沖擊風險同樣重要。管濤建議，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強化監測預警和評估體系，借鑒國際成熟經驗，研究引入金融交易稅等價格型管理工具，如針對不同類型的跨境資本設置差別稅率，調節跨境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并根據“不干預是原則、干預是例外”，確定宏觀審慎措施啟用和退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