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了一則裁判文書，被告人張某開發了一款名為“大牛助手”的手機應用，幫助用戶在“釘釘”上打卡作弊。一審法院認為，張某犯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

11月8日，記者從張某的二審辯護人、北京京麟律師事務所李揚律師處獲悉，在二審中，北京市一中院認為“大牛助手”不屬于刑法中的“破壞性程序”，但張某仍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法院據此改判，張某刑期為有期徒刑四年。

李揚律師表示，她的團隊從二審開始接手本案。在溝通過程中，李揚律師認為，涉案軟件并非破壞性程序，打算為當事人做無罪辯護。

記者在多個應用系統看到，“大牛助手”已經下架。據一審判決書，當用戶想修改自己的位置信息時，只需將其日常使用的定位打卡類APP添加到“大牛助手”的列表中，點擊模擬定位功能，即可在地圖上選擇需要修改的位置。

一審法院給出的裁判理由是，張某杰故意制作、傳播該“破壞性程序”，嚴重影響釘釘系統的正常運行，其行為已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張某杰制作、銷售上述軟件的行為，在直接妨害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秩序的同時，為其帶來了巨額經濟利益，“已經造成了相當的法律后果”。

檢方當庭展示的證據顯示，大牛助手的新注冊用戶有12小時免費試用時間，包月會員為每月25元，年費會員每年89元，可通過支付寶和微信進行支付。張某杰在供詞中表示，得牛科技公司目前通過該APP共獲利四五百萬元。

企查查顯示，大牛助手是一款虛擬定位軟件，可在免root環境下運行，支持多開APP、數據模擬、安裝插件。該軟件屬于北京得牛科技有限公司，其成立于2017年，是自然人獨資企業，注冊資本為10萬元。

據張某杰的供詞，大牛助手公司一共22人，包括開發程序員、客服、媒體運營人員、產品經理等等。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某1，張某杰用其身份證注冊該公司。公司購買深圳某科技公司的虛擬程序APP使用權后，對該APP的界面進行優化、添加充值接口，然后上線運行，更名為“大牛助手”。

在供詞中，張某杰表示，他和數據部交代過，在不改變其他APP源代碼的情況下，通過虛擬位置信息等，對其他APP進行修改。并且他還咨詢過律師和朋友，大牛助手沒有改變其他虛擬定位APP的源代碼，只是改變了其回傳到服務器的位置信息。

該判決書公布后，在社交軟件上引發熱議，有網友認為，“技術無罪”。

“這就好比一個人買了水果刀，用它把別人砍傷了。不能用這來追究生產廠商和店主的責任。”李揚律師認為，大牛助手本身經過正當的備案手續，APP的核心技術屬于其他公司，并且該技術也在其他APP中被應用。“至于用戶會利用這個技術來做什么，不能完全歸責于技術開發者或者提供者。”

對話：律師為其做無罪辯護

記者：二審判決有哪些改變？

李揚律師：二審認為大牛助手不屬于破壞性程序，改判當事人四年有期徒刑。

記者：罪名沒有改變？

李揚律師：是的，二審法院認為當事人仍然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按照刑法規定，這個罪名之下有三種情況，犯任何一種都能構成本罪。一審時，檢察院指控當事人屬于第三種，“故意制作、傳播計算機病毒等破壞性程序, 影響計算機系統的正常運行，后果嚴重。”

一審不是由我們代理，二審之后，我們認為一審案件中的鑒定程序有問題，包括鑒定的規范、標準等等。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后來法院在判決書里也論證過，大牛助手不屬于破壞性程序。

記者：但是當事人依舊構成本罪？

李揚律師：是的，法院在二審時認為，雖然大牛助手不屬于破壞性程序，不構成本罪第三種情況，但是符合第一款的情況。也就是，“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刪除、修改、增加、干擾，造成計算機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行。”所以，最后的結果是當事人構成本罪。

記者：為什么從五年半改判四年？

李揚律師：我們在辯護提出，五年是“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刑基準。在二審中，法院認可了它不屬于破壞性程序，且沒有達到“情節特別嚴重”的程度，因此不能這樣量刑。最終是按照第一款的情況衡量，改成五年以下的量刑基準了。

記者：當事人怎么看這個結果？

李揚律師：我們不清楚他在二審之后會作何打算。

“開發此類APP的技術人員可能會獲罪”

記者：參與研發此類APP的技術人員有可能獲罪嗎？

李揚律師：刑法上講究主客觀相統一。也就是說，客觀上有犯罪行為，主觀上必須有犯罪的故意。但在這個案件里，檢方沒有起訴其他公司的成員，也沒有追究其他技術人員的責任，只起訴了作為CEO的張某某。我也看到過一些案件里面，有部分技術總監之類的人員，是被追究了責任的。

記者：那么本案中為什么只有CEO被起訴？

李揚律師：我個人覺得是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大牛助手”不僅僅包含被指控的這個虛擬定位功能，還有很多其他功能。也就是說，這個APP的功能里，有合法的部分，有違法的部分。所以不能說開發這個程序的人員一定是構成本罪的。

第二是，根據我們對案件的了解，該APP的開發人員和銷售人員是分開的，因此，很難證明誰在主觀上有侵犯他人計算機系統的故意。

記者：張某并沒有承認自己有犯罪的故意？

李揚律師：是的，當事人自始至終不認為自己有罪。他說，我只是開發了一個“中性”的包含虛擬定位功能的APP，不知道用戶會利用它去做什么，我也控制不了。所以我沒有主觀上破壞釘釘計算機系統的故意。他在庭審時也這么表達的。

記者：法院和檢方如何證明他具有犯罪故意？

李揚律師：檢察院的邏輯是，第一，當事人利用大牛助手的虛擬定位功能獲利百萬，第二，由于當事人是CEO，本身也懂技術，因此他從開發和后臺管理等等，都比較了解。因此法院和檢察院推定，他知道自己的APP是通過干擾釘釘打卡進行獲利的。

“構成民事侵權都很勉強”

記者：當事人的行為干擾了釘釘的定位功能，會構成民事侵權嗎？

李揚律師：我個人認為，他的行為連構成民事侵權都很勉強。通過當事人的講述，我們了解到，這個APP的核心技術是經過正常備案的，并且核心技術也不是他們自己開發的。他還說，這種核心技術也有被其他軟件使用，包括我們現有的許多能夠正常使用的APP。

記者：您怎么看待大牛APP的虛擬打卡功能給釘釘帶來的困擾？

李揚律師：我不是專業人士，所以確實不太了解，但是當事人曾經給我們介紹過，大牛助手不會入侵釘釘軟件內部系統，只是在釘釘讀取用戶位置的時候，置換一個虛擬的位置信息。它本身對釘釘軟件不產生任何破壞性影響。我想，這也是為什么法院最后認為大牛助手不屬于破壞性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