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全程親歷東京大審判者、上海海事大學教授高文彬先生，于凌晨三點十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去世，享年99歲。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間，高文彬參加東京審判，先后任國際檢察局翻譯、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職務，是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親歷者。

回顧這位老人的一生傳奇，不禁讓人感慨萬千……

東吳大學的驕子

高文彬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從幼小讀書時起就和英語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自稱在校時“學習成績一般，但英語較好”。

1937年，“八·一三”戰(zhàn)事爆發(fā)，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虹口唐山路元吉里被日軍炮火炸毀，全家逃難到英租界，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41年，高文彬從東吳附中畢業(yè)，以優(yōu)異成績直升東吳大學法學院。

在日寇鐵蹄的蹂躪下，東吳法學院校舍先是從虹口的昆山路188號搬入一座教堂，后又轉(zhuǎn)移到南陽路愛國女校處。高文彬他們這些熱血青年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上課時要途經(jīng)常德路一個日本兵營，為拒絕向日軍鞠躬，寧可繞路走。

高文彬決心以自己所學的法律專長報效祖國。

報效祖國有了用武之地

1945年7月，高文彬從東吳法學院畢業(yè)，任職上海市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只兩月就決意辭職；又到上海市老閘區(qū)公所任職戶政股長，不久又憤而辭職。這兩個差使，在那些貪官污吏眼里，可都是肥得冒油的美差，但那種烏煙瘴氣、腐敗墮落的官場黑暗，卻令高文彬失望和窒息。

此時，中國政府派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到來，讓高文彬的報效祖國有了用武之地。

1946年初，向哲浚到東京帶去了大量揭露日軍罪行的證據(jù)資料，因國際法庭官方用語是英語，并采用英美法系審判，所以要將所有的資料翻譯成英文，急需既懂英文，又懂法律且熟知英美法系的專業(yè)翻譯官。高文彬就讀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既教授中國法律，也教授英美法系，采用全英文的教材。

高文彬的導師是東吳大學教授、上海知名律師劉世芳，由他推薦高文彬，經(jīng)向哲浚面試，錄用東吳法學院的高文彬和鄭魯達；還錄用交大畢業(yè)生、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碩士學位的周錫卿；圣約翰大學英語系畢業(yè)的張培基；畢業(yè)于重慶東吳法學院的劉繼盛。

1946年5月3日，高文彬一行5人從上海江灣機場乘坐一架美國軍用運輸機抵達東京。他們看到的東京是一片殘垣斷壁；街頭四處是滿面愁容的小販；地鐵里游蕩著為生計不顧臉面拉客的年輕女子。

為亞太地區(qū)人民伸張正義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在東京澀谷原來日本著名的陸軍士官學校，這是戰(zhàn)后保留下來為數(shù)不多的建筑之一。由于日本地形高低不平，法庭是在一塊小高地上，上面飄揚著11個戰(zhàn)勝國的國旗。來往車輛要花五、六分鐘從下面開上去。進口處有一個小花園，前面是演講廳、后面是練兵場、中央的一個小土堆上豎立著一塊木制標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

中國任東京審判的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是燕京大學畢業(yè)的劉子健，另一位是東吳法學院30年代的畢業(yè)生裘劭恒及朱慶儒；中國任東京審判的法官梅汝璈的秘書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yè)的羅集誼，秘書方福樞是東吳法學院30年代的畢業(yè)生，還有一位是楊壽林。

國際軍事法庭審訊從1946年5月3日開始，之前的4月29日，東京審判檢察長、美國人季楠正式向法庭遞交起訴書。一天后，起訴書被送到28名被告人手中。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是日本甲級戰(zhàn)犯，乙級和丙級戰(zhàn)犯則由戰(zhàn)勝國在各自國內(nèi)審判。每天早晨，先由荷槍實彈的美國憲兵從巢鴨監(jiān)獄將被告提出，由用黑布蒙著車窗的美國軍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輛美軍用吉普押送，下午庭審結束后，再按原樣押回。

高文彬曾感嘆地說：“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在法庭大義凜然又淡定從容。”

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法律系的向哲浚，英語表述鏗鏘有力非常流暢，為中國做的檢控開場白非常精彩，連美國人也由衷地稱贊他。正是因為有梅汝璈、向哲浚及其他十幾位中國同事殫精竭慮、艱苦卓絕的斗爭，并與其他國家法官和檢察官努力合作，最終宣判所有28名戰(zhàn)犯有罪，東條英機、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戰(zhàn)犯被判處絞刑，另外21名戰(zhàn)犯分別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為受到日本侵略者殘害的中國以及亞太地區(qū)人民伸張了正義。

揭露漏網(wǎng)戰(zhàn)犯“偷梁換柱”的黑幕

然而，還是有部分戰(zhàn)犯逃脫了法律的懲處。高文彬揭露了一些漏網(wǎng)戰(zhàn)犯“偷梁換柱”的黑幕。

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當晚，有以死效忠天皇的人在皇宮前跪拜，寫上自己的名字后剖腹自殺。然而這些自殺者的名字竟然在半夜被換上理應被判刑戰(zhàn)犯的名字，造成其已自殺的假象，并在第二天報紙上公布。過段時日，這些人換個假名出來了，在一些偽裝成會社的日本特務機構供職，充分說明日本軍國主義野心不死。

東京審判是歷史上一次規(guī)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審判。當被問及審判為何達2年半之久，開庭818次之多？高文彬解讀個中原由：“一是案情太復雜，牽涉面太廣。從1928年日本關東軍策劃皇姑屯事件開始，到日軍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直至1945年無條件投降。

由松花江一直到南太平洋群島，涉及的國家眾多，搜集的證據(jù)繁雜；二是語言障礙。通常需要用英語和日語進行翻譯，特別是不同國家之間，輾轉(zhuǎn)翻譯，很是費時；三是因為東京審判法庭審案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無罪推斷的對質(zhì)制，被告律師利用這種審訊制度死賴糾纏企圖為被告開脫罪責，以致審判進行2年多方告結束。”

審判是對外開放的。國際法庭門口有一間小屋，每天民眾可以去購買旁聽券，售完為止。南京大屠殺是東京審判的重要部分，旁聽者特別多。

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著懷疑態(tài)度來聽的，因為當時日本由軍人當政，對國內(nèi)言論嚴格控制，日本兵在外做的很多滅絕人性的壞事，報紙上從不宣傳，只說他們怎么勇敢作戰(zhàn)。聞聽南京大屠殺真相時，他們都非常震驚，審判退庭時，高文彬碰到日本聽眾，他們低著頭，不敢正視中國人，他們因為良心受到強烈譴責而無地自容。

在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中，懸掛有高文彬的巨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提供的重要證據(jù)。高文彬也是在東京審判中第一次全面了解日軍的滔天罪行。

為了將那些逍遙法外的劊子手繩之以法，他在國際檢察處卷帙浩繁的資料和檔案中廢寢忘食地搜尋。

1947年底的一天，他看到一張1937年東京《日日新聞》報紙，刊登著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從淞滬戰(zhàn)場向南京進攻途中，以軍刀砍掉中國人頭顱數(shù)量開展“百人斬殺人競賽”，最終向井以殺死106人“獲勝”，而殺死105人的野田毅失敗原因，僅僅是因為軍刀“刀刃卷邊”。照片上倆個殺人狂并肩跨立、軍刀拄地、惡魔般地獰笑著，211名中國人慘死在他們刀下，他們還在繼續(xù)殺戮著中國平民。

悲憤至極的高文彬，立即將這份報紙復印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遞交給國民政府。中方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罪犯。其時，兩人已混跡于被遣返的日軍中回國，經(jīng)半年多艱苦搜尋，盟軍最終在兩人家鄉(xiāng)日本崎玉縣發(fā)現(xiàn)隱姓埋名的他們。殺人狂已然成為頭裹白布，在街邊設攤的小商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審判時，兩人與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的谷壽夫同樣在法庭上百般抵賴，拒不認罪，但確鑿的證據(jù)不容他們狡辯，最終被判處死刑。兩人和谷壽夫被押到雨花臺刑場執(zhí)行槍決，211個冤魂和30萬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終于可以瞑目了。

高文彬曾說，“年輕人經(jīng)歷的事不多，對歷史的了解也比較有限，所以要對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犯下的罪行建立正確的認識，這非常重要。新中國70年來的和平與發(fā)展來之不易，希望年輕一代了解史實后能更熱愛祖國，為國家的發(fā)展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