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員：思想扭曲，泄私憤報復他人

檢察員舉證認為，張扣扣初中畢業后至案發前生活、工作不順利，無法達到有錢、有車和組建家庭的目標。既沒有可依賴的家人，又沒有可信賴的朋友，思想壓力大；從而對生活現狀不滿，對未來失去信心，又缺乏自我排解途徑，從而導致其思想扭曲，產生報復他人以泄私憤的動機。

“我自幼在本地讀書，初中畢業后一直在外打工。我殺害王自新、王校軍、王三娃(王正軍)三個人，首先是為了我媽報仇。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有這想法。我在外面打工好多次被騙，生活、工作也不太順利。這個社會沒有人情味，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感。

從我被騙之后,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錢，因為錢是萬能的。所以我就想辦法掙錢，但是我這些年來工資也比較低，沒有掙到錢。加上我多次外出旅游，相當花錢。所以我手頭上也沒有多少存款，平時也是勒緊褲腰帶生活。

在娶媳婦這個事情上，我們本地娶個媳婦得花一二十萬。因為這個社會太現實了，所有的親情、愛情、友情都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有天吵架時候，我又對我爸說：我媽這個事情不能這么算了，仇非報不可。

我的夢想是有了錢買了車，能夠自駕游，到處去看一看。但是現在生活不如意，打工也看不到啥希望。第二天我在我家又看到王自新的三兒子王三娃(王正軍)回來了。我當時在想我媽22年前被他用棒打死。而且這么多年我也沒有看見過王三娃，我認為報仇的機會來了......如果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給我們賠禮道歉，或者是我生活過好了，自己有錢了，娶妻生子了，我也不會發生今天殺人的悲劇。”

對于這一系列證據，張扣扣當庭表示，“公安套我話，說是跟我閑聊，說是不記在筆錄上，現在成筆錄了。”

張扣扣是否有精神疾病？

張扣扣作案時有無精神障礙，是控辯方的一個焦點。

關于張扣扣精神狀態問題，檢察員重點列舉16名證人的證言、入伍體格檢查表、海外勞務務工合同、入看守所收押健康檢查記錄資料及照片、入所體檢醫生等證言均證實:張扣扣服役、務工期間身體健康、精神狀況正常,沒有精神病。

但辯方律師認為，張扣扣是否有精神病，需要做專業鑒定。 “張扣扣沒有精神病史,沒有精神病家族史。有的人有精神病但沒有去檢查，并不代表他就沒有。”

“精神障礙在作案時是否存在，應當由具有專門司法鑒定資質的機構和人員實施,不能僅依靠證人證言或上訴人在作案后和本次庭審的表現進行認定......”辯方律師說。

辯護人還向法庭提交了北京正慧科鑒咨詢服務中心出具的《正慧科鑒中心[2019咨字第5號法醫精神病學書證審查意見書》證據材料,認為張扣扣符合偏執型人格障礙診斷標準。

檢察員認為，鑒定意見應該是司法機關委托，律所無權委托。從程序上三位專家沒有對張扣扣進行檢查,僅憑書面言詞證據,不符合相關規范，也不符合普通人對“醫學親歷性"的判斷。該意見書不是證據，也不具備參考意義。

但辯護人認為，之所以無法讓司法機關委托，是因為鑒定申請被駁回，希望法院能讓張扣扣進行鑒定。

辯護律師：依法可判死緩，限制減刑

法庭辯論階段，審判長讓張扣扣自行辯護。張扣扣只是說，“我是為我媽報仇。我不是因為沒有錢才投案自首的，我認為我沒有給社會造成恐慌。”

殷清利用8個“不”字，提出自己的抗議，認為法院判決有違程序正義。“為何不給張扣扣一個精神障礙鑒定的機會？”23年前案件及與他相關的8個案件卷宗，辯護律師目前為止也沒有通過法院調取到。“張扣扣對死亡已經表現為如此的淡定，在一審刑事判決宣告其死刑后，他沒有表現出驚恐、憂慮，相反還在看守所努力跑步、鍛煉身體，還看一些名著、書籍。”

鄧學平認為，23年前的案件是本案發生的直接誘因，對張扣扣進行精神障礙鑒定均被法院駁回，有違程序正義。張扣扣患有急性應激障礙，作案時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同時，希望看在張扣扣為母報仇有其值得寬恕的人性和社會基礎，在定罪的同時可酌情從輕處罰。張扣扣的行為不屬于“罪行極其嚴重，必須立即執行死刑”的情形，依法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行。留張扣扣一命，同時限制其減刑，讓其在監獄里面度過余生。

檢察員對上訴理由、辯護觀點和輿論熱點等焦點問題發表岀庭意見。

檢察員認為，用證據可以厘清23年前的案件，以及張扣扣所謂王正軍家人的“罪狀”是真是假。23年前，張扣扣母親被傷害致死判決認定，是有6名目擊者證人和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結果。查閱案卷后，得到的結論與法院判決相同。

而張扣扣所謂王正軍家人的“罪狀”與事實不符。檢察員認為，那只是張扣扣一面之詞，沒有佐證，所謂“罪狀”已被證明是虛假的。檢察員也舉證說明，認為一些說法為張扣扣“主觀臆斷”。

檢察員認為，張扣扣母親被傷害致死案的定性準確，量刑并無不當。張扣扣指責“原審不公”是其尋找減輕罪行的“擋箭牌”，殺人動機根本原因為工作生活長期不如意的心理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