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人士指出，電影放映是時效性很強的特殊服務業態，如何在影院和消費者之間尋求利益平衡，考驗著相關各方的智慧。

“一經售出，概不退換”，2016年以前，電影票不能“退改簽”，一直讓普通觀眾頗為頭疼。此后，雖有多家購票平臺陸續推出相關業務，但電影票“退改簽”亂象也隨之頻現并受到各方詬病。

9月18日，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發布《關于電影票“退改簽”規定的通知》(簡稱《通知》)，要求各院線、影院投資公司、影院在與第三方購票平臺簽訂電影票代售協議時，要明確“退改簽”規定，優化流程、簡化手續，履行對觀眾的告知義務，便于觀眾查閱和社會監督。

記者調查發現，電影票支持“退改簽”有利于保護消費者權益，但究竟何時才能實現全面“退改簽”還是未知數。目前，電影院與各大網上購票平臺仍未出臺詳細落地措施。有業內人士表示，這很大程度源于電影票“退改簽”可能只是制片、發行與放映各方利益抵牾的冰山一角，“落地難”癥結最終仍指向院線制及電影消費環境亟須推進的深層次改革。

全面落地難在何處

雖然《通知》已下達半個多月，但各大影院和購票平臺尚無明顯響應。根據《通知》要求，各影院應在大堂醒目位置公示購票“退改簽”須知，以保證觀眾在進入影城柜臺購票時，提前了解到影票“退改簽”規定。但《工人日報》記者在北京市的東西城區實地走訪多家影院，并未發現有電影院在大堂布置明確公示。經過咨詢，只有少數影院表示，通過會員卡，且在電影院現場購買的電影票才可限時退改。

而在貓眼、格瓦拉及淘票票等熱門購票平臺上，也僅有極少影院場次支持“限時退”和“限時改”。對此，客服解釋說，選座電影沒有退改標志的暫不支持退款改簽，有退改簽提示的影院，僅支持影片開場前公布時間內申請退款改簽。

“電影票一經售出、概不退換的銷售方式其實很像演出、培訓的售賣方式，如果把自己定位成是體驗型消費產品，除電影票之外，很多行業其實都有類似銷售方式。”雖已接到通知，但北京朝外大街一家影院經理卻對《工人日報》記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是我們不考慮普通消費者臨時有事的特殊情況，但若遇到粉絲故意鎖場，或者影片出品、宣發方面故意在預售時大量購票而在上映前退票的惡意誤導，影院不得不改變正常排片。這使我們將承擔轉空場的巨大成本，造成難以彌補的虧損。”這位經理解釋說。

實際上，從2016年電影《葉問3》7600余場和3200萬元票房被認定為虛假票房后，今年清明檔熱門影片《后來的我們》也卷入“退票風波”。網絡預售后出現大量退票事件，暴露出電影市場“野蠻生長”亂象。業內人士透露，如果“退改簽”成本付出低或程序簡單，造假者以“空手套”方法即可實現“炒高單片票房”目的。也就是說，如果相關利益方把“退改簽”當做撬動票房的杠桿，《通知》的良好初衷不但難以實現，更會激起影院方強烈抵觸。

尚需相關法律護航

根據《通知》要求，電影票“退改簽”規定要條款盡量細化，做到權責清楚。“退改簽”規定中應明確：是否同意“退改簽”或什么樣情況下允許“退改簽”；對于同意“退改簽”者，應明確“退改簽”服務流程及“退改簽”服務電話。

實際上，通知并沒有硬性要求所有院線必須開放退改簽業務，只是規定：“是否同意‘退改簽’或什么樣情況下允許‘退改簽’”。也就是說，電影院可以不允許退改簽。雖然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明確表示，正在抓緊制定改進完善電影票“退改簽”工作實施方案。但在法律條文未出臺之前，法律約束力強度不夠，這也一定程度加大了電影票“退改簽”實施難度。

“電影票‘退改簽’本身關乎的不僅是一張電影票的價值，而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目前，行業協會下發通知在法律級別劃分上效力非常低。從法律上說，影院公示影票價格、時間、座位本身構成《合同法》規定的邀約，而購買行為則構成承諾。邀約加承諾即構成完整合同。在沒有法律規定影院‘退改簽’義務情形下，購買者解除合同的依據是什么？僅以行業協會的通知顯然不足。因此‘退改簽’仍面臨無法可依。”北京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巖律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針對后續以法律條款為“退改簽”政策保駕護航問題，王巖認為，好的政策應是兼顧各方利益，并尋求其平衡點的公平政策。電影放映是時效性很強的特殊服務業態，如何在影院和消費者之間尋求利益平衡是一個復雜問題，需理性和智慧地制定出合理政策。

呼喚院線制結構性改革

近年來，我國電影市場一直保持高速增長態勢，2017年國內電影票房已達559.11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26.78%。在2012年銀幕數僅有13118塊，短短6年時間，銀幕數增長4倍，目前50776塊的銀幕總數更穩居世界電影銀幕數量第一。隨著票房體量不斷增長及產業硬件快速發展，中國電影產業軟件建設卻未能同步跟進，“退改簽”規定的出爐，正像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引發業內對于院線制度、消費環境等多方深層改革的呼聲。

“院線、影院投資公司、影院、第三方購票平臺之間接口很多，協調各方利益和權責的確給落地時出臺細則增添極大難度，而黃牛票和惡意退票情況又的確存在。此外，用戶退票也會給影院票房統計造成影響，而不支持‘退改簽’是否就可以認定為霸王條款則存在一定爭議空間，因此當務之急反而是健全相關法律規定，才能倒逼院線出臺具體規范細則。”《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執筆人張若琪對《工人日報》記者指出，如果因為系統不夠完善或有人操縱、干擾市場，而犧牲大多數真實用戶退改簽利益，這樣的做法也明顯不妥。

只有遏制電影票“退改簽”風險漏洞，才能提高影院和購票平臺推動落實的積極性。例如，電影票依據退票時間收取比例不等的退費手續費。或在辦理“退改簽”時，要求實名登記。這樣一來，勢必大大提高別有用心者刷票退票的操作成本，一旦出現疑似惡意刷票現象，有關部門調查起來也可順藤摸瓜。

“如果沒有周密細則堵住買票房漏洞，‘退改簽’反而可能導致金融杠桿過度撬動，擾亂破壞生產要素間的有機關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佳山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由于房地產、人工等壓力，當下院線經營仍是杯水車薪，面臨很大的成本負擔。

“金融杠桿利用‘退改簽’，虛晃一槍達到宣發目的，那么院線利益誰來保證？事實上，這不只是電影管理部門的問題。院線制亟須改革，必然涉及經濟、立法等多部門聯動。”孫佳山指出，正是2016年證監會叫停涉及互聯網金融、游戲、影視、VR四個行業上市公司跨界定增，才關上此前一系列買票房事件的閘門。因而，整治電影消費環境時，如果沒有變革院線制現有結構，致使金融資本乘虛而入，則很可能難以實現《通知》期望的效果及電影市場的有機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