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大熱電視劇非《人民的名義》莫屬，人們在茶余飯后聊得最多的是讓人瞠目結舌的官場貪腐和一個個讓人擊節贊嘆的“老戲骨”。不過，北京一位一年級小學生家長黃女士的關注點則有所不同——這兩天她的兒子每天放學都能帶回一包食品，有時候是牛肉干、有時候是糖果。兒子說這些都是幫同學寫作業掙來的。

吳女士兒子正上小學三年級。去年秋季開學，他所在的班級也要改選。

最初吳女士對這件事并不清楚。她只記得，那一陣子兒子好像突然變得特別愛交朋友，幾乎天天要去超市買零食，然后帶到學校分給同學們。

這樣堅持了一周，一天兒子回家情緒特別低落，原來兒子班里當天改選中隊干部，“之前的那個星期他其實是想用零食拉攏同學”。吳女士說，兒子的支持人數雖然增加了，但是仍然沒能擠進前五名（中隊干部的名額是5個），結果排在后面的幾個候選人就成了小隊長。

孩子氣鼓鼓地把“一道杠”扯了下來，對吳女士說，他們“白吃了我一個星期的好吃的，也不選我”。

吳女士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教育契機，便對兒子說：“如果想得到同學的認可，要靠你長時間的努力和積累，讓別人佩服你。”

吳女士的兒子想了想似乎明白了，說：“我下回應該給同學帶一個學期的零食，這樣就能把‘一道杠’換成‘兩道杠’了。”

看過《人民的名義》的人可能會覺得，吳女士兒子的故事沒有“小皮球”的典型。

劇中，“小皮球”在學校闖了禍，“已經兩次踢壞了學校的玻璃”。反貪局局長侯亮平奇怪，“小皮球”為什么要在教學樓踢球而不去操場？“小皮球”的回答是“隊長不讓上” 。“小皮球”在隊里只是個替補隊員沒有上場的機會，而且這個替補的身份也是花了15元買來的：給隊長10元、副隊長5元。

戲里的“小皮球”在學校的生存方式更加“赤裸裸”，但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的故事卻更加生動和令人深思，“我們總是希望孩子看到通過辛苦努力獲得成功是那條最正確的路，但是他們卻選擇了最省力氣的‘拿好處交換’的那條路。”吳女士說。

一旦這種思維方式形成，很多事情就可能變了味道。

長期從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問題研究的專家李玫瑾曾經這樣說過，孩子的教育問題說到底是成人社會的問題。

家住北京回龍觀的田先生是一個三年級孩子的家長，他的孩子今年順利當上了班干部。在為女兒慶祝的時候，田先生心里總有一點小別扭。原來田先生女兒所在班級的班干部基本都是老師指派的，并不是同學選出來的，而大多數班干部的家長都是家委會的成員，“家委會本身事情比較多，給孩子一個班干部，算是一種補償吧！”

家長用自己的付出換孩子的前程，老師用孩子的前程換家長的付出。成年人之間的這種把戲在孩子面前上演，孩子自然會看得明明白白。

“你記我的名字我也記你的名字”，權力是用來彼此傷害的

其實，“小皮球”和吳女士的兒子是類似的，他們都是用錢或者“好處”去換取對自己有利的機會。而“小皮球”的隊長則是用權來換取利益。

在學校里，老師對于孩子來說則象征著絕對的權力。

璇子是一個小學二年級女生，非常喜歡畫畫，她的畫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后來，老師建議璇子到校外跟專業人士學繪畫。璇子向父母轉達后，她父母以為老師是因為看重女兒的天分才建議她找校外老師深造的，所以，他們進行了一番考察之后，選定了一個。

沒想到，自此之后，璇子在學校再也沒有得到過美術老師的表揚了。

后來璇子的父母從別的家長那里獲悉，這位美術老師給璇子推薦的輔導老師就是她自己的丈夫。

璇子的美術老師跟丈夫本是大學同學，都學美術，畢業后女方進了小學成了璇子的美術老師，男方自己當老板做起了培訓。最初兩人還為生源著急，后來妻子發現只要對自己的學生稍加暗示，丈夫的培訓就不會缺生源。

老師用權力壓迫學生，學生也就學會了把權力作為手段。

五年級的文文最近很委屈，“組長每天都記我的名字，哪怕我只是扭頭看了一眼其他同學，她也把我記上說我破壞紀律，我表現好的時候她一次也不記”。

文文是班干部，負責維持班里整體紀律，每天都要向班主任反映班級的整體情況。一次音樂課，文文所在組的小組長違反紀律被音樂老師批評了，文文如實告訴了班主任。從此之后，這個小組長記錄的組長日記里幾乎都是文文的“違紀”問題。

成人擁有了權力如果不能很好把控將可能迷失自己，甚至走向犯罪。孩子的世界里如果沒有正確的引領，權力可能會變成互相傷害。“時間久了孩子們會價值觀混亂，消逝人的精神。”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云曉說。

“對孩子來說，微環境最重要，而且年齡越小的孩子微環境就越重要。”孫云曉指出，社會的變化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父母老師這些“重要他人”如何對孩子進行解釋。

不少家長覺得，現在的社會很復雜，不讓孩子早些明白“社會的險惡”，將來到社會上一定會吃虧。

孫云曉說，我們的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一定會是有些方面向更好的方向發展了，有些方面向壞的方向發展。有人說轉型期的特點是“天使和魔鬼并行”的，讓人產生“暈眩感”。所以，一些消極事件的發生會讓人對社會整體都產生消極判斷。

成年人如果在這種“眩暈”狀況下向孩子解釋社會，“往往給孩子虛假和極端的解釋”，而不是科學的積極的解釋，這樣孩子形成了一種消極的解釋風格，長大以后看什么都不順眼。

“面對未成年人，大人給孩子解釋世界的時候一個核心思想是‘兒童優先’，怎么對兒童發展成長有利就應該怎么做。”孫云曉說。

孫云曉舉了這樣一個案例：一個小學生拿著精美的玩具賽車在班里炫耀，誰要也不給。班上一個聰明的小男孩看到后，回家做了各種調查，找到了批發那款精美玩具賽車的渠道，于是跟同學們說，如果誰想要他就能低價買來。結果，這個聰明的男孩子幫好幾個同學低價買到了玩具賽車，每個玩具車還能賺幾塊錢。

后來，班主任知道了這件事，找到了這個聰明的男孩子，沒有評價孩子的做法對不對，而是說：“老師知道你這樣做是為大家好，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自己這樣的行為已經是經營行為了？經營行為有哪些法律規定你知道嗎？是不是還要納稅？”

這個孩子后來找了很多經濟方面的書去研究，還把賺同學的錢退還給了同學。“老師的正確引導是重要的。”孫云曉說。

其實，成年人向孩子進行積極的解釋，不僅有助于孩子對社會形成積極的認識，關鍵是能形成一種積極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力量，是他們將來與遇到的更多消極事件進行抗衡的力量。”孫云曉說。

（為保護未成年人，文中小學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