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新負擔"阻礙就近城鎮化

中西部部分農村調研顯示，住房、醫療、婚喪嫁娶等消費性負擔有加重跡象

一位特困地區的貧困戶年收入只有1萬元，但當地的彩禮卻十分昂貴，為了娶媳婦舉債28萬元;有的農村“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趕人情成為不少家庭的主要支出;而看病貴、買房貴、教育負擔重等問題更加普遍……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中西部部分農村調研發現，隨著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教育、住房、醫療、婚喪嫁娶等消費性負擔及人情負擔有加重跡象，農業現代化過程也暴露出一些制度性交易負擔。

這些問題導致一些地方就近城鎮化步履維艱，部分農村出現“二次”空心化現象;一些農民收不抵支形成支出型貧困;同時，新經濟新業態發展存在一定障礙。

消費性新負擔加重

記者近期在湖北、江西、甘肅等地農村調研發現，農村稅費改革以來，農民稅費負擔銳減，各種強農惠農政策惠及億萬農民。然而，隨著農村消費需求的提升，農民在日常生活、教育等方面開支猛增，婚嫁彩禮高企、人情負擔沉重，農民消費性的新型負擔問題凸顯。

部分農村結婚彩禮動輒一二十萬元，一些農民不得不舉債湊彩禮。在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西坡鎮西坡村，貧困戶劉雪釵小兒子去年結婚，彩禮花費20萬元。這筆彩禮已經超過省城蘭州水平。劉雪釵家庭年收入約1萬元，加上結婚等開銷，目前欠下外債28萬元。“彩禮這么高，等大兒子結婚，我還得繼續借，把人愁的。”劉雪釵說。

不少農村婚喪嫁娶大操大辦，趕人情成為一些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碼頭村村民何宜均說，村里鄰居之間隨禮要兩三百元，遠親至少500元，近親則要上千元，多的三五千、上萬元，即便是貧困戶，趕人情一年至少也要上萬元。

而村里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風氣很盛，家里死個人至少要花五六萬元;年前何宜均堂哥去世，一場喪事辦下來花了18萬多元，收的禮金則超過20萬元。

沉重的社會負擔使得一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致貧返貧。甘肅省慶陽市寧縣中村鎮鄧家村貧困戶鄧拴科有兩個兒子。25歲的小兒子在西安的一家電腦學校學技術，每年要開支1.5萬元;為給大兒子娶媳婦，老張家總共花掉15萬元彩禮錢，至今仍欠下2萬元外債，遲遲無法脫貧。

由于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不少農民家里蓋著樓房，但為了孩子教育卻不得不“蝸居”在城里的一間間陪讀房內，或進城買房，無形中構成了新的家庭負擔。

今年45歲的高桂女是鄱陽縣雙港鎮人，丈夫在外打工，每年收入只有三四萬元，自己陪二女兒在鄱陽縣饒州中學讀高一。“在這里住很不習慣，既要開銷，又不能工作。但看著大家都來陪讀，擔心自己不來會影響孩子高考發揮。”坐在堆滿生活物品的陪讀房里，高桂女坦言，家里收入基本只夠陪讀開銷，還有一個兒子馬上要讀高中，再來陪讀負擔更重。

一些希望為子女在大城市獲得更好教育資源的農村家長開始擇校，部分農村逐漸興起“擇校熱”。湖北省崇陽縣沙坪鎮東關村村民劉雄標一家租住在縣城的一套破房子里，擔心農村小學教學質量不高，他們把兩個孩子都送到縣城讀書，夫妻倆一年只有五六萬元的收入，小孩教育支出就要花掉一大半。

還有的農民家庭為讓孩子享受到更好教育資源選擇在城市買房。

47歲的馬振華是江西萍鄉湘東區下埠鎮虎山村村民，平時主要在村鎮安裝有線電視賺取收入，一年到頭能掙六七萬元。馬振華在村里有棟自建房，去年7月，他在萍鄉中學附近買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售價約50萬元，前些年攢下的收入都拿來買房了。他說，在農村大家彼此熟門熟戶，萬一家里有點事鄰居也有個照應，進城買房主要是為下一代考慮,“如果家門口就有好學校，家庭負擔肯定小很多”。

醫療開支是農村家庭開支的重要部分，一些農民感嘆“病不起”。江西省萬年縣楊芳村村民許保發今年60多歲，妻子早年去世，父子倆相依為命。自認為身體壯實，許保發常年在外從事重體力勞動，基本沒有體檢過，身患心臟病卻不知情。

許保發說：“沒檢出來還好，萬一檢查出來怎么辦，家里還是拿不出錢來呀。”今年2月，外出打工的他不幸中風，初步治療花去兩三萬元。由于家庭收入捉襟見肘，進一步治療需要花十余萬元，不得不暫時擱置。

記者采訪了解到，“寧可不知道、也不想體檢”的心態在農民家庭里較為普遍，因病致貧也是很多農民貧困的重要原因。

此外，當前農民市民化和農村城鎮化趨勢逐漸顯現，家庭日常生活開支節節攀升。55歲的監利縣周老嘴鎮大李村二組村民吳登喜有記賬的習慣，他家里生活開支增長很快，近幾年都超過2萬元，今年過年辦年貨就花了1萬多元。

吳登喜說：“以前農民都是自給自足，日常開銷很小，現在都不怎么養豬種菜了，還老在一塊吃吃喝喝，不少人柴米油菜都靠買，這無形中就把開支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