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出了傷亡，就嚷嚷“抓家長”，終歸還是一種昧于中國法律、社會環境的民粹想法。

應該明白，民事上的“過錯”和刑事的“過失犯罪”不是一個概念。未成年人的傷亡事件中，很多會存在監護人沒完全盡到監護責任的問題，甚至是嚴重過錯;但需要對這種過錯上升到刑事處罰的高度嗎?

從犯罪的構成要件來說，過失犯罪的主觀心態是：“應當預見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這個“應當預見”的水平，其實是社會對當事人的強制規范，它是與社會環境、當事人的認識水平、職業責任等密切相關。

比如，前幾年上海一名母親極端不負責，給孩子洗臉時，用一團濕衣物捂到孩子頭上，導致孩子窒息死亡，而被追究刑責。顯然，她“應當預見”到這種對孩子的危險，是對孩子生命的極端不負責。

但更多的傷害案件中，家長的主觀過失并沒有那么大：一眼看不到，小孩子就摔倒了，這是在育兒過程中經常發生的事，如果動輒要追究刑責，只會造成法律苛酷的結果。

大悅城這次墜亡事件中，關鍵要看家長抱孩子時有沒有嚴重的過失，比如故意把孩子抱在欄桿外邊等。要明白，過失犯罪的“應當預見”水平是與個人知識，以及社會對于未成年人的看護水平相一致的。一些汽車文化發達的國家，會認為孩子沒配汽車座椅，是一項惡意極強的疏忽，足以構成犯罪，但在中國就未必是這樣的。

法諺有云：“法律不強人所難”。如果真要生搬硬套西方一些兒童保護法律的話，那么，中國很多留守兒童的家長都該坐牢。

對于這起事件，正常的法律人的思維應該是：作為經營方的天津大悅城，有沒有為消費者提供一個安全的消費環境?家長有沒有盡到監護責任?而不是在案件被全面調查之前，就急于要求“抓家長”。

如果出了工傷，只會去指責工人“操作不當”，不去改進機床的安全保護措施，倒逼雇主加強安全教育，過去300年里這個世界就不會變好。孩子應得到社會的特殊保護，家長是第一責任人;但是，政府、商家、學校都應有義務促進未成年人保護水平的提升，家長的監護責任水平是與社會環境水漲船高的。

文/徐明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