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下午，我國首部民法典經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正式通過，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6年磨一劍，從1954年首次啟動民法制定工作至今，我國終于迎來民法典。

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法律。開世界先河注入“綠色基因”，將生態文明熔鑄其中，無論是“綠色原則”的創制，還是“綠色條款”的體系化設計，民法典都為世界貢獻了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國方案”。

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人民權利的法律寶典，其中鮮明的生態環保色彩更折射出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向往，浸潤著新時代的價值理念。

“綠色原則”的確立，意味著什么？

民法典共有1200多個條文，在開篇就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綠色原則”。

通常來說，一部法律的第一章“基本規定”，都會對立法宗旨、立法原則等重要內容加以明確，各分編中的規定都應當符合基本原則所確立的價值取向。

民法典確立綠色原則，意味著為民事活動規定了普遍限制。

“綠色原則對民事主體通過行動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起到了引導、鼓勵的作用。民事主體應遵循該條款規定，在各類民事活動中履行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青是重新啟動民法典編纂的立法推動者和參與者，她告訴記者。

說起民法典，有人認為，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會跟別人對簿公堂，民法典里怎么要求跟自己無關。

實際上，并不是打官司才與法有關。民法典是將相關民事法律規范編纂而成的一部綜合性法典，是對我國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的全面總結，小到衣食住行，大到企業決策，涵蓋了物權、合同、人格、婚姻家庭、繼承以及侵權等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規則秩序。

舉個例子，小區有人亂扔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聲、違反規定飼養動物，你不勝其煩，怎么辦？可以通過業主大會或者業主委員會，要求對方就此打住，并且賠償損失。

綠色原則也同樣約束企業。吳青舉例道：“企業在進行投資、并購等交易活動時，應關注對目標項目資源、能源、環境相關的盡職調查，推動綠色投資，避免投資高能耗、高污染、高違規風險的項目。”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法典體現時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是一部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法典。”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說。

生態環保要求融入生活細節

既然“綠色原則”是基本原則，那么問題來了：有哪些具體規定折射出生態環保的理念？

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在訂立合同。買一斤蘋果，是買賣合同，坐公交車，是運輸合同。綠色原則滲透進合同履行中，當事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應當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在債權債務終止后負有舊物回收義務。

也就是說，生態環保成為合同正當履行所需承擔的基本義務，當事人不能扯著合同自由的大旗，做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事情。

舊物回收方面，吳青表示，例如化工生產中應用的一些貴金屬催化劑，使用一定年限后更換下來，就會成為危險廢物。催化劑的使用方可以在購買或租賃催化劑時約定使用一定年限后的廢催化劑由賣方回收，以確保危險廢物得到合法處置和充分的循環利用，達到保護生態環境與節約資源的雙重目的。

而就日常生活來說，也應進一步推動電器電子、汽車、鉛酸蓄電池、包裝物等產品的生產者履行延伸的生產者責任，例如在產品銷售合同中即約定生產者對于報廢產品的回收義務，從而促進合同當事人舊物回收義務規定的落地實施。

物權方面，不動產權利人棄置廢物、排放污染物不得違反國家規定的要求，建造建筑物不得違反通風、采光和日照相關標準，對自然流水的排放應當尊重自然流向等規定，進一步將環保約束擴展到生活層面，把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

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后果嚴重了！

綠色原則落實到侵權責任中，體現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的專章規定。破壞環境者的違法成本提高了。

在作草案說明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專門指出，民法典增加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并明確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和賠償規則。

過去，缺陷產品生產者、銷售者要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生態環境保護與消費者保護同樣關乎社會公共利益，在規定生態環境侵權責任時，除了應當考慮對受損權益進行補償、填補，還需考慮對加害行為進行懲戒、制裁，對類似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行為進行威懾和預防，從而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吳青說。

如今，生態環境侵權責任也實現了突破。侵權人故意違反國家規定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嚴重后果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在什么情況下，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吳青告訴記者，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主觀惡性要件，即行為人要存在主觀故意；二是違法性要件，即被懲罰的行為要違反法律規定；三是結果要件，即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造成嚴重后果。

在繼承中發展，在守正中創新。近年來公眾持續關注的環境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也從政策性文件和司法解釋中走進民法典。

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有權要求生態環境侵權人承擔修復責任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明確、高位階的實體法依據，對于通過訴訟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引入社會參與、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有重大意義。同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一道，極大加重了惡意違法者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分析

情景一：

小明與房花似錦房地產有限公司簽訂房屋買賣合同，但是由于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期間地產建設工程停工，施工進度受到影響，交房延期，這種情形屬于合理順延嗎？

屬于。為了保護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資源，保證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原則”對“私權利”進行了適度限制。每個民事主體都應該遵守“綠色原則”，小明和房花似錦房地產有限公司也不例外。重污染天氣帶來的影響，每個人都深有感觸。為了改善空氣質量，維護公眾利益，房花似錦房地產有限公司根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指令停工或限產，屬于工期合理順延情形。

情景二：

企業故意違反國家規定偷排污水，造成環境污染，后果嚴重，企業將面臨哪些后果？

企業故意違反國家規定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嚴重后果的，除了承擔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責任等民事責任外，還可能面臨行政處罰和刑事責任。

此外，企業還可能要面對環境信用評級降低、環境監管頻次加大、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期間被責令限產停產、被列入環境違法黑名單、銀行信貸受限、有關資格被取消、稅收優惠被追繳等一系列聯合懲戒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