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重構

大理生活會打碎原有的社會坐標，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種失序。

牛牛在大理開客棧的這幾年，那種“我選擇錯了”的想法時不時會冒出來。

開業兩個月后，牛牛才在去哪兒網上收到了第一個訂單。她非常緊張，反復祈禱千萬不要取消。對方實際入住后，她甚至興奮地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都不想收他們房費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后，她蹲在地上刷馬桶時，那種心酸的感覺卻翻涌了起來：我名牌大學畢業，原來想開客棧是以為可以穿得很文藝，閑時看看書、寫寫東西、接待客人，可現在卻在刷馬桶……

牛牛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最開始的理想是做戰地記者，職業起點在鳳凰衛視。后來跳槽到騰訊，不到兩三年就成為旅游頻道副主編。回頭來看，她覺得自己23歲就跑到云南開客棧，條件其實非常不成熟，“但當時沒有想那么多。”

很多學弟學妹到牛牛的院子里玩，都會說：“我畢業后干脆不工作了，直接開個客棧或者咖啡廳。”牛牛每次都會嚴肅制止他們。“我覺得這件事情跟年齡、閱歷還是有很大關系的。如果是一個40歲或者35歲以上的人再來干這件事情，我估計他不會有這些思想變化和困擾。剛開始跑開客棧時，家里人、朋友都在說：你想好了嗎？我當時覺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現在回到那個年紀，我肯定不這樣選擇。絕對。”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棧終于走上軌道，全年入住率達到80%，可她卻覺得生活一下子又變得空落落。

“我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她陷入到一種新的恐慌：我的新聞抱負還沒有實現；我做了一個不掙錢的院子，我暫時想不出還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挑戰；專業荒疏那么久，如果我不想開客棧了，我也回不去了，因為應聘的公司只會看到空缺了幾年工作經驗，不會看到我這幾年付出的努力與得到的成長。牛牛說，那段時間，她在潛意識里總覺得有一天會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斷逃避是因為自己根本沒有想清楚要過什么樣的生活。

“原來在一個單位中工作、沒有一技之長的人到大理來，就比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個咖啡館、客棧，也未必是出自意愿，可能只是為了有一個賺錢的工具，但這樣子就會成為空心人。在北京的時候，你沒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標準來填補，大家都追求那個價值觀，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會發現這一塊空了。所以有時就會越來越印證，原來以前那套主流價值觀才是對的。”寬寬說。

寬寬的丈夫曾是一家國企的儲備干部，在企業工作了十年，今年春節過后才辭掉工作。為了自己做事業，他們準備了一筆“賠光了也無所謂”的啟動資金。在寬寬看來，這是一個人走出來所必須交付的學費。

剛搬到大理時，北京的朋友曾這樣提醒她：你可能錯過了最后一輪的階層上升機會。寬寬突然意識到，很多人把社會學的概念納入到了個人生活里，“人生設定是靠這些詞來進行的。”

“這很荒謬，你是一個人，卻拿很多冷冰冰的標簽去框定自己，就像上完大學要結婚、30歲要生孩子等等。我覺得人的痛苦是因為離自己的自然屬性太遠了。”在大理，她逐漸卸下了大城市里的偽裝，也不再為人情所累——剛開始裝修房子，她跑到別人家參觀，對方知無不言地告訴她技巧和方法，但除此以外沒有一點客套。后來寬寬才發現，在大理和人交往的前提是精神投契，“這個層面不認可，別的都不行。”

大理壓平了大城市的社會結構，人們撕掉身份標簽、與人赤誠相見。正因此，寬寬說她見到了更多流離失所的人。她認識一個已經相當富有的科學家，在北京時的朋友都是和他談專利、談合作的生意人。科學家很厭倦，就想來大理過清風朗月的生活，可到了大理，他陷入到一種無所事事的狀態之中，于是就開始給當地中學捐錢。校領導爭相請他吃飯，他又迅速落到了一個新的圈子里，被人夸、被人捧、被人團團包圍。

后來寬寬在一篇文章中寫：他們把曾經奮力卸下的枷鎖，又一件件戴了回來。

套路-解套

“‘逃離北上廣’不是鼓勵大家離開中國大城市、離開北上廣。它的真正目的是讓參與者在逃離過程中，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逃離這一行為的意義。”新世相合伙人汪再興在給我的回復中說。

汪再興說：“某種程度上，大城市可以給職業人更高的成長天花板。”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體驗過小城市資源貧瘠、人際關系復雜帶來的職業成長障礙，“正因此，才不會離開北上廣。”

長居大理或即將搬來的人，大多都不愿意說自己曾經“逃離”。

寬寬說：“真的能逃離的人，他不會覺得自己是逃離。”見證了無數“逃離”的趙一海說：“好的生活是自己找給自己的。”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忠于生活。”現在的牛牛以此為信條。從去年起，為了不荒廢自己的專業，她開始重新接觸原來的工作。利用之前在騰訊旅游頻道積累的資源，她幫一些景區做兼職策劃、寫宣傳稿件，“我實在不愿意每天只過打掃房間衛生、打理院子、買菜做飯的家庭婦女，我不希望自己在專業上落后。”

牛牛拒絕被圈定于客棧老板的身份中，也對再次落入生活的圈套保持著警惕。大理有很多和旅行社合作的客棧聯盟，她參加過一次集體活動，發現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喝玩樂、聯絡圈子，然后相互介紹客人。“在這種活動里，人們好像又回到了城市中的狀態，先去找大家有沒有利益共同點，然后再去交流。我離開北京就是因為不喜歡這種狀態，所以會保持距離。”

“在大理，你還是能夠和不喜歡的東西保持距離。”銀翹珍惜這種“能夠拒絕”的權利。即便她會去其他地方做客棧，她也愿意在大理常住。她在蒼山半腰的一個小區租了一套房子，站在二樓可以看到移動的白云和藍色的洱海。她說這是中國惟一一座嬉皮小鎮，有詩人、有畫家、有衣衫襤褸站在街上賣碟片的人，她熱愛這種氣氛，因為“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

此處-遠方

不久之前，牛牛見到了她大學時喜歡的男生。印象中他說一口流利的法語，穿白襯衫、牛仔褲，清爽帥氣。牛牛那天特地化了妝，穿了漂亮的衣服，可就在男生踏進院子的那一刻，她覺得一切都幻滅了。他變成了一個微胖的奶爸，背雙肩包、穿沖鋒衣，抱著一個兩歲的孩子。畢業之后，男生留在北京朝陽區的一家銀行工作，很快結婚生子。為方便以后孩子上學，他靠父母的幫助貸款買了一套學區房。這次跟單位到大理，他只有兩個小時的自由時間。坐在牛牛種滿綠色植物的院子里，他反反復復只剩下一句感嘆：你過的才叫生活。

“可誰會把不好的東西表現出來呢？你們只看見我每次曬風花雪月，你們看見我刷馬桶時候的樣子了嗎？看見我除草的樣子了嗎？”剛開始做客棧老板時，牛牛會因為別人一句“好羨慕你”而開心很久，對于還在城市牢籠中的人甚至會產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同情，可后來逐漸覺得這不過是成年人對生活狀態的不同選擇。“有什么可驕傲的呢？”

“他們說到大理時，就像我現在說北京，怎么那么吵，有霧霾又堵車。”半個月前，寬寬去了一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騰沖。那里毗鄰緬甸，擁有同樣四季如春的氣候和開闊蔥蘢的田園風光。有些曾經居住在大理的人，因為大理越來越嘈雜而退守至此。“我站在這個狀態觀察北京，原來又有人站在他的狀態來觀察著我現在的生活。”寬寬說，“但我只體驗過這個時代的大理，所以對我來說只有橫向比較。對很多人而言，大理也已經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了。”

陳陣的很多朋友都在2012年前后離開了大理，去倫敦、東南亞，或者云南怒江的山里。那時微信尚未如現在普及，他說很多人消失了，就是永遠消失了。

2016年秋天，為尋找下一個移居目的地，陳陣來到了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一個大雨滂沱的午后，他躲進一家中餐館，遇到了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妻。他們曾經是某國有企業在委內瑞拉的員工，已在當地生活八九年，2015年委內瑞拉經濟大崩潰，他們被迫回國，卻發現自己早已無力承擔北京的房價。他們回到基多，在那里開了一家餐館，墻上掛滿了照片，有氣勢恢宏的故宮、天壇，有景色秀麗的頤和園。陳陣在那里吃了一碗面，味道一般。他說，他們倉皇出逃，滿面是不知去往何處的悵惘。

陳陣后來沒有在基多定居，他搬到了日本京都，住在嵐山腳下，春天時有櫻花，秋天時有紅楓。他還記得那家餐館的名字，叫北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