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案組重新回到大規模排查上，只是在他們圈定的排查重點里，泰興中學并不在列。

案發那天晚上，泰興中學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樣上晚自習。這是讀高中后新加的課時，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寫字聲”。他說自己越來越受不了那種沉悶，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張寶華至今記得那個“聰明的男孩”。在泰興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績能夠長期穩定在班級前5名。

他還是班里的團支書，“口才好，組織能力很強”，經常主持班會，學校晚會和歌唱比賽也張羅得很好。

在張寶華看來，宋成的優秀離不開他的家庭教育。他寫好作文，父親會改一遍，再讓他謄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師當范文念。他癡迷看小說，父親就給他寫長信講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親，恭敬地喊一聲爸爸。犯了錯，他會跪在父親面前。

母親則將慈愛做到了極致。直到宋成上中學，她還在給兒子打洗腳水、陪寫作業，兒子稍微顯露的負面情緒都能讓她落淚。

“父母要求我好好學習，好好聽講，成績要好。我習慣性地接受他們的安排。”宋成回憶道。

因為父母嚴格控制他的外出時間，直到高中畢業，他能記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學時，放學后在河邊玩石子。讀初中后，“我們家不允許去同學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閑書”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時候，愛看小說的宋成會躲在被窩里，用電熱毯的指示燈照著書，一字一字地讀。

即使偷偷把一些時間花在了喜歡的事情上，宋成還是考進了泰興中學。這所高中“二本上線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當地人戲稱它為“泰興最高學府”。人們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腳踏進了大學。

14年后，泰興警方走訪了解到：“宋成的同學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國企之類的地方上班。”

當時的趙宏林也和大部分泰興人的想法一樣，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進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壞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門，騎車來到學校旁邊的鼓樓街。那里有不少網吧，他想上網看會兒父親總不讓他看的小說，“進入另一個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3因為受害者身中74刀，趙宏林和他的同事當時懷疑，這可能是起“仇殺”案件，兇手可能與死者有很深的矛盾。專案組調查了死者的社會關系，還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戶做調查，都沒有發現可疑對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當地稱得上是“富人階層”，“財殺”是專案組考慮的另一種可能。但隨即他們就否定了這一推測：一枚嶄新的金手鐲還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沒有丟失任何財物。

那時趙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闖進死者家中的人，正是為財而來。

溜出學校后，宋成走到網吧門口才發現，自己沒帶夠上網的錢。當時是晚上7點多，離晚自習放學還有一個小時，他開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氳著熱烘烘的濕氣。但后來想到當晚，宋成卻記得：“我一直覺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覺是冬天。”

他家的小區距離案發現場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時，他穿過那條每天都要經過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這個地方他再熟悉不過，他清楚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著那盞燈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樣”。

后來，他記不清楚，是小說里的“俠盜”刺激了他，還是因為沒錢上網的尷尬，在那間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筆”的想法，想搞點兒錢。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圍欄外的花壇上，向內觀察。忽然，這個當時只有15歲的少年聽見一個女人的叫喊聲。他轉過身，幾乎與女人面對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還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誰，你在干什么？’”宋成回憶說，那一刻自己的腦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過是“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來，對父親權威的恐懼和臉面的成全讓他擁有了一種條件反射：“我做所有錯事，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會怎樣？”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訊問室里，說起那種恐懼感，然后把臉埋在手掌里，失聲痛哭。

他說這種恐懼感來自于“父親沉重的愛”和“害怕讓父親失望的壓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親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都會被他視為污點”。

母親給他洗的衣服，父親如果覺得不好，會再給他洗一遍。中學時，父親常常請班主任吃飯了解他的情況。大學時，每學期父母都會到宿舍，為他鋪上一床新被子。

“他們的舉止都很端莊，為人也很正派，我爸媽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頓了幾秒，又肯定地重復了一遍，“對，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記憶中，他想和父親親近，“但不知怎么親近”。他從來沒跟父親有過任何雙向的“交流”。每次做錯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聽父親講“至少兩個小時不重樣的道理”。

甚至，大學選什么專業、畢業做什么工作、和誰結婚、要不要生孩子這些事，都來自“父親的安排或要求。”

“他這樣會讓我覺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樣做。”宋成的肩膀，披著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動著，“我必須接受這些，否則他就會很傷心。”

后來，面對父親，他學會了“演戲”。他說自己即使不樂意，笑一笑也不過是“扯動一下嘴角而已”。

4在大規模排查和有針對性的調查都沒有結果后，警方的疑點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發前的午后，受害人本來和王伯官一起在鄉下的工廠里，后來王伯官以“孫女沒人照看”為理由讓司機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區。這個做法讓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懷疑。

案發前40分鐘，受害人曾接到兒子的電話，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飯。如果她沒有準備晚飯，而是聽了兒子的話，或許就能躲過那場厄運，躲過那個扒在她家院墻欄桿外的男孩。

事實上，15歲的男孩連院子也沒進去，根據他后來的回憶，聽到受害人的呼喊時，他正站在一團陰影里，原本他可以沿著小巷，舒展年輕健壯的雙腿，就此跑掉，跑進另一種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讓她別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換來的卻是更響亮的“救命”聲。他說自己腦子里全是“聲音太大，聲音太大”，連刀子是什么時候捅上去的都不記得。

在陷入回憶的時候，他仍覺得當時腦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沒覺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見，被人知道——一個名校優等生，逃課、上網、扒別墅院子欄桿，根本解釋不清楚。他繞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邊捅邊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沒有了力氣，女人沒有了聲音。

14年后，在接受審訊時，宋成哭著說起對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懺悔。當他戴著手銬腳鐐，被警方押著指認現場時，曾跪倒在那間院落門前，無法抬起頭來。與當年那個安靜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腳鐐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他聽到身邊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罵，有人向他沖過來，被警察攔下。

說起這一切的時候，他看起來有點神思恍惚，還時不時閉上眼，身體輕微顫抖。他說這一切就像在做夢，就像當年的那個夜晚一樣。

留給受害者家屬的沒有夢境，只有冷冰冰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