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可以判斷，最高檢介入于歡案后，下面的情形都是完全可以出現的：

1最高檢決定檢方二審意見

如果本案在二審期間開庭審理，那么山東省檢察院根據刑訴法規定有1個月的閱卷期限，此后應該派員蒞庭發表意見。

最高檢此時介入本案，聽取山東省檢察院的意見后，可以直接決定如何發表檢方意見。這是檢察一體化之下的“上命下從”原則決定的。

2最高檢派員出席二審法庭

因為同樣是基于檢察一體化原理，檢察官的職責可以相互替代，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也是全國檢察官中的一員，完全可以替代山東省檢察院的檢察官，出席本案的二審法庭。當然，這種情況可能沒什么必要，在具體程序應當如何操作上也存在分歧。我在此提出只是強調理論上是可行的。

為何法院獨立但檢察卻要一體？

最后，可能有人會問：

為什么法院系統上下級要保持相對獨立，但檢察系統上下級卻奉行一體化原則？難道讓檢察院上下級之間也保持相對獨立，也用審級制保障案件處理的公正性不是更好嗎？

這是一個涉及檢察基礎理論的問題。很多觀點試圖為此提供解釋。有人認為檢察一體化有利于打擊犯罪，還有人認為檢察一體化有利于統一國家法令，也有人認為檢察一體化有利于“統一便宜追訴基準”。但這些觀點我覺得都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檢察機關上下一體但審判機關上下獨立的真正原因在于，檢察權和審判權的運行方式有本質不同。

在現代刑事訴訟過程中，一級審判機關行使權力的公正性有三個重要保障，一是有雙方當事人的對抗保證審判者的中立性；二是有合議制度保證決策過程的民主性；三是有公開審判制度保證權力運行的透明性。但這三個重要保障在檢察權的運行過程中都不存在。一體化原則就是為了彌補這種“先天缺陷”而產生的，它的目的就是保證檢察權正確行使。

綜上，于歡故意傷害案，最高檢介入，最高法無聲，這恰恰是兩種國家權力運行特點的具體體現。我們應當相信檢法機關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能夠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為于歡案作出公正的裁決。

（注：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方圓”，作者趙鵬，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公訴一處副處長，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