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加拿大法律，在宣判前，嫌犯出庭時可以自由挑選所著衣物。張天一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

孫鵬和母親在一起。

“你只有二十秒時間。”

“什么?你，我，你讓孫鵬把我生日說上來。咱倆守信譽吧，啊?”

這不是孫蒼接到的第一個綁架者電話。但他對“20秒”倒計時仍然猝不及防，這位父親有些語無倫次，不停重復著“什么?”

電話那端在讀秒。

“十秒鐘……八秒鐘”對方沒有再多說任何話，聲音低沉、冷漠。孫蒼抵擋不住地大口喘著粗氣。

“3，2，1。”電話掛斷。

孫蒼意識到，兒子可能被撕票了。

加拿大時間2015年9月28日23點25分。

那一刻，孫蒼已經無法換算加拿大和北京的時差，他只記得9月29日加拿大方面傳來嫌疑人被警方控制的消息，一起被發現的，還有孫鵬的尸體。

加拿大時間2017年2月21日，法官對這起綁架案做出了宣判。該案涉案至少8人，其中兩人被判刑，分別是14年和7年。

22歲男孩孫鵬生命的最后軌跡全部被包裹在異國法庭3000多字的結案陳詞里，在中國話語體系中看似天經地義的“償命”，不適用于7723公里之外的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度。

孫蒼當年送孩子到加拿大，是覺得那里風景優美，治安又好。但實際上，沒有什么是絕對安全的，生命是，擁有巨額財富的年輕生命更是。

“爸爸，我被綁架了”

孫蒼記不清他和綁架者之間通了多少次話，但他把其中6次錄了音。

第一次通話是在溫哥華時間2015年9月27日晚上8點半，也就是北京時間9月28日中午12點半，孫蒼正在位于北四環的自家公司上班。

電話那端，兒子孫鵬只說了一句:“爸爸，我被綁架了，他們拿槍頂著我的頭呢!”

手機馬上被另一個人拿走了，那是一個年輕而鎮定的聲音:“我把你的兒子綁了，我要1200萬，你現在就給我打過來，不然你就再也見不到他了。”對方給了孫蒼一個國內的銀行賬號，讓他轉完賬把截圖發到孫鵬的微信上，電話就這樣掛斷了。

緊接著接到電話的是孫鵬的母親。她正在家里吃飯，恐怖的氣氛里，兒子同樣只有說一句話的機會，“媽媽，我被綁架了。”

事發的前一天是中秋節，孫鵬還與家人們視頻聊天，父母都念叨著，明年中秋節鵬鵬就可以在家過了。

這是一個富有的家庭，孫蒼在改革開放后做建筑行業，擁有了自己的公司，積累了財富。比財富更珍貴的是他35歲那年，兒子孫鵬出生。中關村第一小學、人大附中，孫鵬自幼讀的是北京最好的學校，從小集萬千寵愛于一身。有一次，孫蒼的朋友送來一只鮮活的甲魚，小孫鵬哭著喊著要保住這只甲魚的性命，后來家人特意來到京密引水渠，將甲魚放生。

15歲時孫鵬就被送到了加拿大溫哥華。在孫蒼對兒子的規劃中，從昆特蘭理工大學的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后，孫鵬就會回國繼承家業。

在北京，經商多年的孫蒼有足夠的安全保護意識。選擇楓葉之國作為兒子的進修地，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治安好，是個低犯罪率的國家。

可是在異國居住的第7年，22歲的兒子被另一群年輕人盯上了。

遠在北京的驚慌失措的孫家人，不知道北溫哥華的那幢房子里發生了什么。只記得在一天的時間里，他們始終被恐怖的電話纏繞著，一邊不停重復著贖金，另一邊不停想著“兒子的命”。

孫蒼開始準備贖金。

發現孫鵬尸體的賓利車。

開賓利車的男孩

在把孫鵬鎖定為獵物之前，張天一與孫鵬的交集是中國老鄉、異國鄰居。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貴林市的一個社區里，每家都是獨門獨戶的小樓，孫家和張家的房子隔著一條小街。孫鵬經常開著一輛白色賓利。

如果在中國，一輛賓利車的價格大多在200萬元以上。但孫蒼當時在加拿大為它支付的價錢要少得多，“家家都有車，主要是給他(孫鵬)媽媽開。”

很長一段時間里，孫鵬的媽媽在加拿大陪讀，照顧兒子起居。

張天一則早早確定了移民的地位，他獲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并與母親、弟弟定居溫哥華。2013年他們成為鄰居時，張天一21歲，孫鵬20歲。

兩個人最熱絡的接觸，是張天一去孫鵬家打游戲。此后不久，他們的關系慢慢疏遠。

孫鵬當時的女友楊青青有點摸不清張天一的來路。每次張天一來家里玩，總會接到來自國內的電話，電話里談到“公司”、“生意”，雖然年紀輕輕，聽起來卻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漸漸地，孫鵬和楊青青發現張天一并未以真面目示人——與他們聯絡，他用的是微信小號，也從來不說自己在哪個大學讀書。“后來發現他不誠實，從其他朋友嘴里證實他是在騙我們，滿嘴跑火車。”

在加拿大的張天一個性張揚，他曾告訴身邊的朋友，自己的父親是中國山西一位官員。一位朋友回憶，“他當時總說自己家怎么怎么有錢，怎么怎么牛，背景很深”。

可自稱“官二代”的張天一在溫哥華有著特殊的“職業”。一位好友曾看到孫鵬開著免提接張天一的電話。張天一問，“我有一個地下賭局，可以給你一個高薪的工作，哥們兒你愿不愿意來?”孫鵬說對這個不感興趣，果斷給拒了。

之后為了方便上學，孫鵬與楊青青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小公寓，搬離了別墅，自此與張天一斷了聯系。

2015年的夏天，兩人在商場偶遇，張天一主動加回了孫鵬的微信，開始頻繁地約孫鵬聚會、吃飯，對這個前鄰居沒有好感，孫鵬多次婉拒。

但2015年9月27日的這次邀約，孫鵬沒有拒絕——張天一說，要給孩子辦滿月酒，孫鵬覺得這是好事，出于中國的禮節，還準備了禮物。

原本孫鵬也有拒絕赴約的理由。這天女友楊青青身體不舒服，孫鵬猶豫著要不要留在家照顧她。張天一聽說后反應極大，說要開車來家里接他倆，并且還“誠心為每一位參加宴會的摯友送一部最新款手機”。

最終，孫鵬決定自己前往。

地下室囚禁

27日下午六點左右，他開著父親2013年買的白色賓利，從位于里士滿的公寓到了辦滿月酒的北溫哥華。

極少見的，張天一在房子外面迎接他。

把禮物從車上拎下來交給張天一時，孫鵬對危險毫無察覺。他不知道，張天一的老婆懷孕39周，其實孩子還未出生;也不知道張天一那時一直在物色可以綁架的中國富人，而自己就是他與同謀選定的“獵物”。

記者獲得了一份加拿大警方調查一年多后的該案結案陳詞，報告顯示，在孫鵬到達北溫哥華的那間別墅之前，屋子里已經藏了一些人。

除張天一外，至少5名加拿大人先后參與了綁架。

一個人叫Jay，綁架的組織者。他提出了綁架富人獲取贖金的想法，并找到張天一，讓他物色那些來自中國富豪家庭的年輕人作為潛在的綁架目標。案發后他消失了。

還有一個人叫Hiscoe，該案的第二被告，他與張天一關系緊密，介紹了張天一和Jay認識。

事實上，孫鵬不是張天一第一個綁架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