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鼎丞在延安。（資料圖片）

東南網9月12日報道（福建日報記者 朱子微 整理）走進龍巖市永定區金砂鎮的張鼎丞故居，目之所及，唯有一段高逾2米、寬僅1米有余的殘墻靜靜矗立。斷壁雖殘，卻見證著一位革命者為民服務的如磐初心，也向每一名來訪者無聲地訴說，這片紅色熱土上永不褪色的堅守與信仰。

張鼎丞的一生，與中國革命的進程緊密相連。從閩西游擊戰場的槍林彈雨，到江南抗日的烽火硝煙，再到率部入閩解放福建，他始終以鐵血丹心踐行革命信仰，鑄就了不朽的革命豐碑。

揮師北上抗日寇

張鼎丞，1898年12月出生于永定縣金砂鄉西湖寨一戶貧苦農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并領導了龍巖、永定、上杭等縣的農民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并領導了閩西南的三年游擊戰爭。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于南昌命令閩西南、閩粵邊、閩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張鼎丞任司令員。同年3月，他率領閩西南2800多名子弟兵告別父老鄉親，離開了曾經浴血奮戰過的紅色土地，揮師北上，奔赴蘇皖抗日前線。

到達蘇皖抗日前線后，面對從山區到平原水網、從游擊戰到抗日戰場的巨變，張鼎丞抓緊時機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正規建軍制度，提高了部隊作戰能力，讓新四軍第二支隊初步實現了從游擊武裝向正規部隊的轉變。

1938年6月，張鼎丞率領新四軍第二支隊，挺進寧蕪（湖）鐵路以東、寧杭公路以西的江寧、句容、當涂、溧水、高淳一帶打擊日寇，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堅持江南抗戰中，張鼎丞、粟裕率領新四軍第二支隊堅持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于深入敵后，獨立自主地壯大自己，然后繼續向東、向北發展的方針，在異常復雜的江南地區，與日偽頑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勝利地完成了發展統一戰線、壯大抗日武裝力量、發展黨組織、建立根據地等各項任務。

戎馬倥傯之余，張鼎丞還反復閱讀和研究了《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概論》《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著作，并聯系實際學習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文章，總結經驗教訓，為支隊講課，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說明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理論水平和軍事素養。

在蘇南的日子里，張鼎丞深知群眾力量對根據地存續的重要意義，因此特別重視宣傳、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工作。

彼時，他精辟分析敵后抗戰形勢：蘇南是日軍重點占領區，敵、偽、頑、友、我等幾股政治、軍事力量并存，形勢十分復雜，我軍深入敵后作戰僅數千人馬，要想戰勝敵人，一要靠不怕犧牲英勇頑強的斗爭，二要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因此，在繁忙的軍政領導工作之余，張鼎丞也不忘做好群眾工作。當時部隊作戰，流動性很大，每到一地，他都要抽出時間深入到駐地群眾中去，訪貧問苦，宣傳抗日，廣泛結交朋友。在進入江南的一年多時間里，以張鼎丞同志為首的新四軍第二支隊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聯系群眾，樹立了極高的威信，形成了軍民親如家人的良好風氣，繼承發揚了革命軍隊的光榮傳統。

與此同時，張鼎丞還切實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一些社會名流、開明士紳、民族資本家、地方實力派接觸，爭取他們支持和參加抗戰；按照“一邊打仗，一邊建軍”的方針，新四軍第二支隊放手發動群眾，放手擴大武裝，到1939年4月已發展到6000余人，還建立和發展了以工農為骨干的地方武裝，使之成為堅持抗戰的重要力量。

高風亮節鑄豐碑

張鼎丞自從投身革命，始終抱著革命必勝的信心，即使在革命處在最低谷的時刻，他仍然堅信只要留有一人一槍，革命就有希望。

為了革命勝利，張鼎丞的兩個弟弟、堂妹、父母和結發妻子等6名親人相繼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張鼎丞始終沒有悲觀，他在延安寫的《自傳》中動情地說：“雖然我的家庭被反革命破壞了，但我不能痛哭流涕，更應該慷慨激昂的為革命到底。”

1943年，張鼎丞出任中央黨校二部主任。在整風運動期間，他堅決執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確定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整風方針，抵制了“搶救運動”的嚴重錯誤。張鼎丞反復強調，整風是一個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運動，堅決反對“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和強加于人的做法。在他的帶領下，黨校二部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整風運動，使廣大干部真正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

抗戰勝利后，張鼎丞被中央派往華中解放區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常委、華中軍區司令員，成為華中重要戰略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在蘇中戰役期間，張鼎丞統管軍區一切事務，參與決策運籌，要兵調兵，要糧遣糧，為保障前線作戰做了大量工作。蘇中戰役也創造了我軍內線作戰的經驗，得到了中央軍委的高度評價。

從三年游擊戰爭到轉戰大江南北，從延安的整風運動到解放戰爭的浴血奮戰，都留下了張鼎丞堅定的身影。張鼎丞一貫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無論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親人慘遭殺害，還是在自身身處逆境時，都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革命信念。

新中國建立后，張鼎丞歷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第四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第一副部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職。

盡管身居高位，張鼎丞卻始終視自己為人民公仆，認為當官是為人民群眾辦事，辦什么事都應該首先想到人民群眾，從群眾的利益出發，為人民謀利，使他們過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不把群眾的生活掛在心上，那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張鼎丞始終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關心百姓疾苦，常深入基層調研，傾聽呼聲，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

1928年永定農民武裝暴動時，張鼎丞家鄉的房子被燒成了廢墟。1964年，永定暴動紀念館的同志提出準備重建張鼎丞舊居作為紀念室。他馬上寫了一封長信，表示不同意。信中說：“我過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應該考慮重建……一個革命者應當全心全意為大多數人服務，絕不可以為少數人服務，更不能為自己服務。……需要作為紀念的話，保留現在這個樣子，立一個說明牌，說明原來的樣子，說明怎樣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的，就可起到紀念的作用。”如今張鼎丞故居那面殘墻的來由，也正源于此。

“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句話用來映照張鼎丞的一生，尤為貼切。他用對黨忠誠的赤子之心、對人民負責的公仆情懷、對自我嚴格的崇高操守，在革命歷程中鐫刻下不朽印記。那份歷經歲月淬煉的堅定信念，那份始終與群眾血脈相連的魚水深情，那份不為私利、只為公義的坦蕩胸襟，共同鑄就了跨越時代的精神豐碑，永遠為后人所敬仰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