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前只講愛國，死后仍要做有益國家社會的事，死后火化并把骨灰撒于閩江之中，不再存，不再埋。年節忌辰不燒香，不燒箔，只把我生前事講給子孫聽，養成講科學不迷信的家風。”這是高振云生前立下的遺囑，字字句句體現著革命前輩的樸實。高振云曾是高家大院的當家人，而這座坐落于臺江太平山山仔里16號的高家大院，也是閩浙贛省委福州總聯絡站舊址。

“解放前，我的父親冒著極大的風險參加革命，主動將幾十兩黃金用于革命，大院也先后兩次成為電臺的發報點，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從這里發往閩北，為福州解放作出貢獻。”記者跟隨高振云長子高文秀的腳步，走進這座有130多年歷史的古厝。在高文秀的講述中，仿佛有“嗒嗒嗒”的發報聲在高家大院里響起，時間仿佛回到了那一段櫛風沐雨的歲月。

一部電臺，引上革命道路

高文秀收藏著二叔高振洋的一張老照片，上面寫著“From Xu7ck”，這一串字符是第七戰區的電臺臺標，也是高振洋的代號——彰顯著這個家族和電臺的密切聯系。

1938年，新組建的福建省委急需一名懂無線電發報的人，以便向黨中央、新四軍請示和匯報，同時與閩北、閩東和閩中三地聯系。

“我二叔高振洋一直喜歡擺弄無線電，從福州三山中學畢業后就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抗日救亡宣傳隊，因此他被推薦前往崇安負責福建省委的電臺工作，成為了高家第一個參加革命的人。”高文秀說。

1940年1月，高振洋以去浙江金華大學念書為借口，帶著電臺離家前往崇安。當時電子管電臺的零件不耐久，時常需要更換，高振洋想到家里還有些材料，便寫了封信，由閩浙贛省委派李青帶給高振云。信中只說自己在外地工作，地點不固定，請高振云幫忙準備些生活物資和電臺零件。

辦好相關事宜的李青帶著物資和高振云的回信回崇安時，為了安全，將信和行李放在崇安水陸聯運站保管。不料遭到叛徒出賣，李青雖成功逃脫，東西卻落入國民黨手中。敵人立刻將矛頭指向高振云，企圖逼迫他吐露高振洋的下落。從1940年農歷九月到十二月，高振云一直飽受敵人折磨，這也使他逐漸明白，國難之下，國民黨并非真心抗日。他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向共產黨靠攏。

聯絡站建立，輻射進步思想

1946年7月的夜里，山仔里的高家大院經常會悄悄地架起天線。高振洋迅速組裝電臺，向中央華東局接、發電報。族弟高振豐用手搖發電機為電臺發電。手搖發電機的聲音在夜里格外明顯，高振豐就用幾床被子捂著發電機隔音，經常弄得滿身大汗。高振云總是在屋外的荔枝樹下緊張地為他們放哨。

1945年底以后，高家大院成為省委福州總聯絡站的所在地，為了方便，大家喜歡稱之為太平山地下交通聯絡站，由高振云擔任通訊員。省委一開始是將聯絡站設在高振云開的“同和錫箔雜貨行”，正是看中了此處臨近碼頭，交通方便、商貿云集、人來人往，是個極佳的掩護地點。后因形勢變化才轉移至山仔里。

聯絡站建立后，閩浙贛省委在此設立與華東局同頻的電臺，同時高振云以林森縣參議員的身份作為掩護，通過鄉長的關系，為地下黨打路條、開通行證、安排住宿，同時也以自身財力為黨組織購買無線電器材、藥品等物資，提供經濟上的支持。高文秀也跟著負責一些電報翻譯、為地下黨送信、帶路等工作。

由于經常有革命者往來，周圍的青年學生也從他們那里了解到革命形勢、學習進步思想，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加入共產黨，上山參加游擊隊。1946年下半年即成立了太平山黨支部。

荔枝林里，傳出紅色電波

1949年6月，人民解放軍十兵團一路南下，福州解放在即。但福州當地的局勢依然嚴峻，國民黨特務毛森專程來福州布置清剿福州地下黨。就在白色恐怖的緊張氣氛下，一部電臺悄悄地運進高家大院，為十兵團解放福州收集發送情報。

6月的一天，閩浙贛省委委員蘇華帶著陳明從南平乘坐小木船潛入福州。當時，蘇華裝扮成身患重度傳染病的婦女，裹著爬滿虱子的被子，電臺裹在被子卷里，密碼本夾在月經帶中，躲過了敵人的搜索。

一進入福州，閩浙贛省委警衛連指導員陳德義與他的妻子立即接手護送工作。他們將電臺用棉被包著，提著一堆壇壇罐罐，佯裝成逃難的夫妻，終于將電臺送進高家大院。陳明作為發報員也一同住了進來。

高文秀還記得，那是一個荔枝成熟的季節，陳明第一次嘗到了荔枝的滋味，高家大院外繁茂的荔枝樹也成為陳明發報時的哨崗，由村里的可靠青年輪流放哨。

與此同時，李青從獄中保釋后購買了一部收音機，通過收聽新華社新聞，與進步青年一起在山仔里辦起了《消息報》，每天一期，進行革命宣傳。1947年8月17日一早，蠟紙上剛剛刻好“消息”兩個字，解放的消息就像旋風一樣傳來。僅刻好“消息”二字的蠟紙如今還保存在高家大院的陳列館內。

福州解放，太平山地下交通聯絡站結束了歷史使命，電臺收歸黨組織保管，山仔里的高家大院，迎來了新的時代。

福州日報記者 林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