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

沈紹安家族與福州脫胎漆器

閩文

明末清初，中國漆器產業重心由江南轉移至福建地區，福州一躍而成中國漆器工業的中心。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移呢？

一方面是明清漆器產業在品種、技法上趨于單一化，而同時期（幕府晚期，也叫江戶時期）的日本漆工藝產業，在規模與技術上，已經明顯超越中國。在京師和東南、湖廣地區，“倭制”漆器已成為漆器市場上最時髦的搶手貨。因此，從明代起，大批的中國南方漆器工匠負笈東渡，前往日本學習漆藝。而最先留學東洋的基本都是福州市的工匠，他們大多是來自福州城里漆器作坊的世家子弟。

另一方面，福州的沈氏家族的崛起對中國近代漆器產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以沈氏家族為核心的福州漆器產業引領了中國漆器工業的又一次發展高潮。

對于以手工生產方式為主的古代制造業，新技術的不斷發明和老技術的保存延續，都是關乎生死存亡的關鍵。有時候一兩種新技術的發明，可能促成產業的巨大變化和重大轉向。元明時期數百年的技法單一化，使原本一直領導漆工藝進步潮流的中國漆藝術，在明末清初時期已經明顯落后于江戶時期崛起的日本漆藝。單就創新技術而言，明末清初時期中國漆器產業實在是乏善可陳，不但逐漸失去了原有技術領先的高度（剔犀類、戧金類、彰髹類等），而且在圖案、造型上遠不及東洋、南洋漆器的新穎，加上海外其他種類器物的商業競爭，中國傳統漆器產業的影響力更加萎縮。許多一流的從業工匠都選擇了轉行和出走。

福州沈紹安家族出現的時代，正是中國漆器產業貌似繁榮、實質上已病入膏肓的時期。由于元明朝廷對于雕漆器具的偏好，中國南北各地的漆器在幾百年內幾乎被“剔紅”“剔黑”“剔犀”等雕漆類產品一統天下。從明中期的中國第一部漆工藝技術專著《髹飾錄》中我們不難看出：代表中國傳統漆工藝的四項當家技術——漢夾苧、唐平脫、宋素髹、元雕漆，在當時僅僅剩下雕漆類一項碩果僅存。在當時產業中心地區的江浙等地，中國傳統漆工藝的大部分主要技術已經喪失殆盡，只剩下雕漆、戧金等屈指可數的一兩項優勢技術了。

沈紹安脫胎漆器的發明，為中斷多年的中國傳統漆藝接續了香火。沈紹安本身從事油漆行業，為別人漆家具、房屋，淡季時，他就買些木刻人物原坯，涂漆上色后出售，這是沈紹安漆器的雛形。后來他改營漆器，但仍然留在油漆行業公會，以示不忘祖業。一日，他在一座寺廟里發現大門的匾額，雖然木頭已經腐爛，但是用漆灰和麻布裱褙的底胚卻完好無損。沈紹安大受啟發，回家后不斷琢磨試驗，發明了別具一格的脫胎漆器技藝。這一技法與六朝時盛行的夾纻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六朝時，佛教處于鼎盛，大量的佛像塑造上色都采用夾纻技法，但唐武宗滅佛，使得這一技法失傳。幾百年后，竟然由沈紹安從一塊寺廟的匾額當中窺見奧妙，不能說不是一種機緣。沈紹安的靈光乍現，使得失傳已久的漢代“夾纻”技法被還原。不僅如此，沈紹安還加以創新，誕生了福州“脫胎漆器”，其本人被尊稱為福州“脫胎漆器”的鼻祖。

沈紹安家族對中國漆工藝傳統延續的貢獻，除了恢復漢代“夾纻”技法以外，還有“薄料髹涂”手法。前者是漆器坯骨制作上的重大突破，后者是表層紋飾的重大突破。

中國古代將以漆漆物稱之為“髹”，髹漆即以漆涂刷于各種胎骨制成的器物上。沈紹安發明“薄料髹涂”手法，對于顏料的制作和上色的技法有所獨創。他在調好的半透明清漆中加入適量金銀粉，用紗布擠壓過濾，使得顏料細膩均勻，同時在髹刷干固后，呈現出夢幻般的晶瑩效果。另外，他放棄用毛刷刷涂上色的方法，而是用手指直接蘸取顏料，涂抹于底料之上，力度把握更加準確，厚薄更加均勻，顏色也更自然。“薄料髹繪”的整理和再發明使得大批量的漆器生產成為可能，而且誘發了傳統漆工藝向其他更廣泛、更實用的領域的開發、拓展。“薄料髹繪”也作為現代中國漆畫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繪制手法，為日后福州成為現代中國漆畫誕生之搖籃，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沈紹安家族整理、創新的“脫胎漆器”，一經面世，便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和壓倒性的市場份額。它的出現，不但打破了當時的日本漆器獨霸海內外市場的局面，為中國漆器產業爭得了一席之地，也使福州迅速成為中國新型漆器的中心，并逐漸成為近現代漆器產業的“龍頭基地”。此后，沈家后人英才輩出。“脫胎漆器”的成器技術日臻完善。

從晚清至抗戰的40多年，是沈紹安脫胎漆器興盛、輝煌的時期。光緒二十四年（1890），沈紹安嫡系第四代沈允中的長子沈正鎬首次向著名的“新世紀巴黎國際博覽會”送作品參展，即獲金牌。自此，沈氏漆器開始向全世界展現風采。光緒六年（1880），沈正鎬在福州雙拋橋老鋪成立沈紹安正記（也稱鎬記）漆器行，招收手藝人，雇傭幫工學徒，擴大了沈家漆器手工業工場的規模。光緒三十一年（1905），沈家漆器進貢清朝宮廷，深得好評，沈正鎬被清政府授予四等商勛，五品頂戴。其祖沈紹安也名列閩侯縣志。宣統二年（1910），沈正鎬參加了在南京三牌樓舉辦的“南洋勸業會”，獲清政府農工商部頒發的頭等商勛，賞加四品頂戴。

沈正鎬的四弟沈正恂，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宮巷，立號開業，號沈紹安恂記。光緒三十一年（1905），沈正恂與兄長沈正鎬一起被授予四等商勛、五品頂戴。宣統二年（1910），與兄長沈正鎬一起被授予一等商勛、四品頂戴，并于美國圣路易斯博覽會、意大利多蘭多博覽會上再獲頭等金牌。

沈正鎬、沈正恂的堂弟沈正懌（字幼蘭），早年在沈正恂的“恂記”學藝，全面繼承了沈紹安漆藝技法，深受沈正恂器重。其從事漆器的時間最長，成就最大。1915年沈幼蘭在福州倉前路開設沈紹安“蘭記”漆器店，由于他經營有方，經過12年的商業競爭，控制了6家沈紹安分號，一躍成為福州漆器店龍頭。

由于沈家內部紛紛加記開業，加上向社會招收技工和學徒，沈氏漆藝慢慢流入社會，無形中打破了祖上“傳內不傳外”的家規。當時福州市場上甚至出現了外姓人開設的勝紹安、新紹安、廣紹安、枕紹安等多家漆器店。

沈家漆器屢次參加國際博覽會，均獲嘉獎，聲名遠播，也驚動了清朝統治者。清政府對沈正鎬、沈正恂兄弟的嘉獎進一步刺激了福州漆器行業的發展。福州脫胎漆器成為大宗出口商品，據盧世廷《福建經濟地理》記載，漆器出口總值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10521元增長到宣統二年（1910）的31541元。

新中國成立初期，福州脫胎漆器業一片蕭條，黨和政府及時采取措施搶救、恢復。沈氏后代再次得到了充分發揮技藝的機會。沈正鎬子女沈德銘、沈忠英把沈家精品《竹根瓶》《荷葉瓶》《提籃仙女》——福州脫胎漆器的三寶，無償獻給福建省博物館，沈幼蘭也主動提出“公私合營”。1952年，以“蘭記”為班底成立了公私合營的福州脫胎漆器公司（福州第二脫胎漆器廠前身）。1956年，沈幼蘭、沈忠英進入新成立的福州工藝美術研究所，繼續發揮自己的余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