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的冶城之爭

高健斌

一

1997年，我當時供職的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在福州屏山附近的省農業廳范圍內開展考古工作。在南朝到宋代的地層中發現了大量漢代的建筑材料。依據考古工作的規程，出土物要寫標簽以便區分。所以我就寫下了“97FN”的字樣（97表示1997年，F表示福州，N表示農業廳）。我的領導，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的林果隊長看到后，說我這樣寫標簽不好。因為，我現在是事件親歷者，一看到這個簡寫，馬上能明白意思。但是，如果放在歷史的長時段來看，以后的人們看到這樣的簡寫，肯定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所以，應該寫作“1997福州屏山省農業廳用地遺址”。

當時，我還不太服氣，覺得這樣寫太麻煩。而且我那種簡寫，在業界也是允許的。但是，在查閱閩越國各種資料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應該誠懇地承認，林果先生是對的。

冶城的地望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有爭執的局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文獻記載的不足和過分簡略所造成的。

司馬遷在《史記•東越列傳》中這樣寫道：“閩越王無諸及越王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姓鄒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叛）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司馬遷生活的年代，基本和閩越國存在的時代一致，為同時代人寫同時代事。他肯定覺得像閩越國的首都東冶在哪，是人所皆知的。但他沒有考慮到漢武帝在將閩越國滅國后，下詔“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原閩越國所在區域呈現出所謂“地盡虛”的狀態，至少是沒有官方管理的狀態。

到了班固的時候，他在《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中，這樣寫道：“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叛)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率)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班固的問題在于，他這一段，基本上可以肯定來源于《史記》，可是，他又不好好照抄。其中像“越”改為“粵”，“鄱陽令”改為“番君”，還可以說是無傷大雅，但是，把“東冶”改成“冶”，同時卻不做任何解釋，就為后來的事端埋下了禍根。

由于福州地區在東漢時，設東部侯官，在西晉時期重新設郡，郡城固定在今福州市，而且自此之后至今，福州一直是福建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歷代史家都自然地認為，盡管閩越國與東漢特別是與晉朝之間隔著幾百年的時光，但以今律古，福州從閩越國時期甚至更早就一直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們在注《史記》和《漢書》的“東冶”“冶”的時候，認為這兩者是一回事，都是指侯官（今福州）。

問題是晉朝人司馬彪的《后漢書•郡國志》中出現了一個記載，在介紹會稽郡十四城中無冶縣，而有“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因為章安故縣在今天浙江臨海附近。這條記載，讓所有天然認為“冶城”在福州的史家們都犯難了。他們認為這一條記載出現了錯漏。代表性的說法就是宋代史家胡三省說的：“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冶”的地望在福州這一說法得以延續。

可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廈門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后于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著名疑古派大師顧頡剛先生，按輩分應該算是我太師公的葉國慶先生認為沒有理由說《后漢書》的記載有錯漏。從這一前提出發，他論證“冶”和“東冶”不是一回事，但這兩者都位于浙江。他甚至還提出，一直到漢代，福建的情況不可知。當時所謂的“閩”是在浙江，頂多是浙江及福建北部。

葉先生的這一說法，當時引起一片嘩然。其后，著名的秦漢史家勞干先生專門撰文做了回應。勞先生的文章里最有力的論證包括：一、在《會稽會典》中，漢末人朱育就同時談到了冶和章安，可以證實章安和冶不是同一個地方。葉先生只承認晉朝司馬彪的記載是正確的，而不肯承認比他更早的證據，是不對的。二、根據各種史實，可以確定“東甌”在閩越的北面。如果按照葉先生的說法，會出現閩越在東甌北面的情況。

但是，盡管如此，事實上卻是，葉先生并不接受勞先生的觀點，而且，繼續影響了一部分人堅持“冶”的地望在浙南這一說法。勞先生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其實不過是讓原來就持“冶”在福州觀點的人們信心更足而已。

二

當“浙南派”與“福州派”在冶城地望問題上根據文獻記載爭得熱火朝天的時候，崇安（今武夷山市，下文統一稱崇安）城村完全沒有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原因很簡單，文獻中根本沒有提及崇安城村與閩越國有什么瓜葛。

明代《嘉靖建陽縣志》是這樣記載的：“閩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周回有土堆如城，其中平坦，故志相傳為王殿基，外有水田環繞，乃舊城壕。按舊志王審知筑城建寨于此。”（按：城村，原屬建陽，民國時劃歸崇安）王審知是五代時期的閩王，雖然和閩越王一字之差，但時代足足比閩越國時期晚了1000年。

王國維先生曾經有過一段很有名的“二重證據法”的論述：“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

崇安城村之所以被提到冶城地望問題中，仰仗的武器，就是“地下之新材料”。

事情要從1958年說起。

1958年，福建省文物管理部門展開了首次全省范圍的文物普查工作。以福建省文管會文物組為主的南平專區文物普查小組，在崇安縣普查時，發現了文獻中記載的這座古城址,馬上對古城進行地面調查和勘察，發現有保存較完整的城墻。1959年，福建省文管會再次派員進行復查，并進行試掘。先后在城墻及墻內高坪邊沿開掘探方，共揭露面積864平方米，出土陶鐵銅等遺物391件及大量漢代陶瓦片，確定城村古城的年代應屬于漢代，并定名為“崇漢城村漢城遺址”。196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城村漢城遺址為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不過，考古新材料是把雙刃劍。一方面，由于新材料的發現，糾正了文獻記載的錯誤。我們現在能確認城村古城的年代不是五代是漢代。另一方面，由于新材料發現得不夠多，以及對新材料的認識不夠清晰，又產生出了不少新的爭議。歸納起來，在城址的時代問題上就形成了三種意見：一、西漢中期至西漢末年說；二、西漢后期至東漢說；三、秦晚期至東漢末期說。在城址的性質問題上也形成了三種意見：一、漢滅東越之前可能是越繇王丑或東越王余善的宮殿，漢滅東越后，又成為某一越人君長所居之地；二、為漢滅東越后駐越的軍事據點，可能是東部都尉下屬駐所；三、前期是閩越冶都城，后期是漢置冶縣城。

要解決這些爭議，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開展更多的考古工作。

到20世紀80至90年代，為了進一步了解“漢城遺址”的文化內涵，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鉆探和多次重點發掘。同時，發掘者根據地層學、器形學及歷史文獻的記載，對于遺址的年代和性質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從遺址內所有建筑都起建于生土，而所有建筑材料都屬于漢代，可推斷上限不超過漢代；將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和兩廣地區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陶器進行比對，可以得出城址及周邊墓葬中所出土陶器的時代下限均不超過西漢中期。而針對原來認為鐵器代表較高生產力水平，所以其年代應屬于西漢后期乃至東漢時期的論點，通過對其他地區材料的分析，認為西漢前期中國范圍內出現這些鐵器已不鮮見。

而針對原來學者認為王莽改制時改長安為常安，改長樂宮為常樂室，因此將“長樂萬歲”寫作“常樂萬歲”的瓦當時代應該是王莽時期的觀點，發掘者舉出早在王莽之前，以“常”代“長”已不鮮見的例子，對此進行了辯駁。

通過這些辨析，發掘者提出了崇安城村漢城的“時代應該是西漢前期及西漢中期的前段，其絕對年代的上限不超過漢高祖五年，下限則止于漢武帝元封元年”的觀點。這一時代范圍，其實就是閩越國的時代范圍。也就是說，崇安城村漢城一定是閩越國時期的一座王城。

這些觀點，在目前學術界大體得到了公認。

但是，要承認考古材料局限性的是，由于沒有發現明確的文字材料，這一城址，到底是無諸造的，丑造的，還是余善造的？學界尚無定論。因為，當時福建處于閩越王和東越王兩王并立時期，多一處王城亦不足怪。

三

如果說，在和浙南派交戰時，雙方的武器屬于同一類，而且浙南派的刀劍和福州派的長槍比起來還略遜一籌的話，面對著崇安派轟出的炮彈，福州派的冷兵器，一時間似乎有些難以抵擋。但福州派相信，他們需要的考古發現一定會來到的。

其實，在1959年崇安城村漢城遺址試掘發現漢代建筑材料前，1957年在福州浮倉山已經有過類似發現。根據發掘者的記錄，當時對浮倉山頂被破壞得支離破碎、剩余面積不大，因此被認定為無重大保存價值的一處新石器遺址進行了發掘。結果在90平方米的發掘范圍內，發現了堆積70厘米以上、數量在10000塊以上的繩紋板瓦和筒瓦。兩種瓦都有粗繩紋加平行弦紋，背面有密布的乳狀小圓點。現在我們當然馬上就能判斷出，這是典型的漢代建筑材料。但是，歷史的現實是，限于當時的考古工作水平，發掘者的結論是：“其絕對年代，因缺乏更多的實物證明，也不敢武斷論定，但從其遺物來看，并與本省以往發現的遺存作比較研究，我們初步認為這些瓦應是六朝遺物。”

正是因為這一年代判斷上的誤差，這批材料長時期都沒能引起大家重視。其實按照建筑材料的時代以及文獻中浮倉山為閩越王無諸的倉稟所在的記載，“兩重證據”相印證，起碼可以證明這里是閩越國時期的一處建筑，定性為冶城外圍的附屬聚落建筑，是不會有什么爭議的。這種外圍的附屬聚落建筑，當然不止這一處。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西洪路空軍招待所所在的牛頭山麓的明代墓葬時，也意外地在山頂發現一處文獻中從來沒有提及的漢代建筑遺址，出土了大量繩紋板、筒瓦片和印紋陶片。還發現有大型繩紋陶水管。不過，這些建筑再讓人激動，畢竟只是外圍附屬建筑，大家的關注焦點，還是在冶城本身。

所以，接下來就該講到福州北郊新店鎮古城村的新店古城遺址了。新店古城遺址，也是文獻中從來沒提到過的。1985年該遺址被發現后，引起考古界和史學界的重視。不少專家學者到新店古城實地考察，但對城址的斷代及性質有很大的爭議：一說是閩越國冶城遺址，一說是五代軍事城堡，一說“不可能是漢城，是否為城址還是個問題”。

為了弄清新店古城遺址年代及性質，考古工作者先后對其進行了五次考古發掘。之后，一些專家認為，古城遺址是閩越國時期的城址，而且還分為內城和外城。內城是無諸在戰國時期就建造的冶城，外城則是無諸被漢復封為閩越王后擴建的冶城。但也有的專家認為，從新店古城遺址發掘的材料，看不出有冶城中心之跡象，對古城之性質也尚難以確定。從現有的資料，初步認為是一處大面積的漢初村落遺址。在古城遺址南部，可能有漢初官府修建的大型建筑，其性質應為冶城外圍的附屬聚落建筑。1998年，在福州建城2200年學術討論會期間，國內各地歷史考古學者至古城遺址現場參觀完后，也大體持保守謹慎的態度。不僅如此，在2013年，對古城遺址進行了數萬平方米的勘探及小面積的試掘，也表明，沒有跡象認為古城遺址是一處四周城墻圍合的城池。

四

在上述地區都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大家的目光重新投向了文獻中記載的冶城所在地——屏山、冶山一帶。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在屏山以南東西1600米、南北約1000米的范圍內，在多次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中，發現閩越國時期遺址10多處。

梳理歸納參與發掘的考古工作者的觀點，大體可表述為：在屏山地區所有的考古工作中，都發現了漢代遺物。在冶山路省財政廳宿舍樓工地，發現了兩層互相疊壓的西漢大型建筑遺跡現象和大量漢代文化遺物。自2012年開始勘探、2013－2014年正式考古發掘的地鐵屏山遺址內發現了西漢時期早晚兩期的大型建筑臺基。還發現了大量瓦當（特別是其中還有一定數量的“萬歲瓦當”）、板瓦、筒瓦、鋪地磚等建筑材料以及柱洞、散水、道路等建筑現象。通過這些考古發現，考古工作者認為：閩越國時代，屏山一帶人類活動頻繁密集，保留了很厚的漢初文化層堆積，而且發現的各處建筑遺跡和出土遺物，規格都很高，有些基本可以認為是宮殿一級的建筑。基本可以確認，漢初此處應該是閩越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與各時期文獻中所記載冶城在冶山一帶也能吻合。綜上所述，冶城就應該在福州屏山地區。

屏山地區的考古工作并沒有發現漢代的城墻、護城河，因而尚無法確定城的范圍。也有專家認為，當時冶城一面枕山，三面環水，依當時的地理形勢，沒有必要修筑城墻。目前，屏山地區的考古工作最大的困擾是，沒辦法開展全面的鉆探和重點區域的全面發掘。更為無奈的是，雖然2000多年來，人類活動的能力，都沒有對福州的漢代文化層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但我們這一代的基本建設中，掘地早不止7米（福州的漢代文化層最深處大體位于現地表下7米）。在屏山地區，有許多區域漢代文化層未經考古發掘就已破壞殆盡。這些文化信息的大量丟失，其實已經使得我們希望通過在屏山地區開展考古發掘徹底解決“冶城”問題的夢想變得有些困難。

（《閩都文化》2016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