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管理缺乏制度

網紅維權并非易事

惡意搶注商標屢禁不絕，在董炳和看來，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搶注者的逐利心理，背后反映出來的是全社會普遍存在的投機心態。另一方面，主管機關采取的相關措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沒有準確把握住商標搶注的內在經濟規律和商業邏輯。

叢立先認為：“從根本上說，這是我國長期存在的社會誠信問題現階段愈演愈烈，唯利是圖的社會思潮在商標惡意注冊領域表現得極具代表性。從現實來看，規則不夠明確、裁量標準不統一、違法行為代價較低，是導致惡意注冊商標現象屢禁不絕的直接原因。”

與此同時，法律規定缺失，被搶注者維權困難也是重要原因。齊愛民分析稱：“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證據支持，缺乏專業的知識產權維權負責人對商標無效程序、訴訟程序進行處理，面對商標惡意搶注時，往往因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而對于維權望而卻步；另一方面，當前我國商標法律制度對于惡意搶注界定仍未十分明晰，處罰力度不及獲利之大，搶注者仍肆無忌憚。”

“本次引發公眾關注的敬漢卿事件，還反映出國內新媒體運營平臺對于網紅名人的商業價值開發管理缺乏相應制度，網紅名人自身缺乏布局意識、維權意識，無法預見或難以顧及商標搶注行為。”齊愛民說。

叢立先認為，此類維權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是當事人的維權能力不足，突出表現為舉證能力不足；二是侵權方更加專業化，充分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帶和漏洞；三是商標審查部門力有不逮，網紅經濟紛繁復雜，其中的名人姓名權問題復雜程度更高。

對于網紅名字被搶注來說，當事人維權也面臨著特殊的問題。董炳和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網紅名字往往不是真實姓名(身份證件登記的姓名)，而且很多網紅的名字不符合中國人起名字的習慣，相關公眾也不太容易將其作為姓名來看待。在此情況下，網紅不但要證明其使用的是一個姓名、筆名或藝名，還要證明其就是這個姓名、筆名或藝名所指向的那個人，均非易事。雖然網紅們所從事的活動往往具有商業性，但要主張網紅名字是商標或商號，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都不很充分，有很大不確定性。

完善知識產權布局

提前扼殺惡意搶注

盡管可能面臨維權難的問題，但巡洋認為，“遭遇‘商標流氓’不用慌，我們可以拿起法律武器進行維權”。

對于敬漢卿等人的遭遇，巡洋建議可以從四個方面維權。第一，尋求平臺維權機制幫助。敬漢卿等人可以第一時間發函給各平臺，說明自己在先使用的姓名權遭到惡意搶注，以此保障自身合法權益。第二，提出異議申請商標無效。當爭議商標進入初步審定公告，可以提出異議。當爭議商標核準注冊時，還可以向商標評審委員會提出爭議，要求認定被搶注的商標無效。第三，主動出擊訴至法院。如果敬漢卿等人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注冊方行為屬于惡意維權，可到法院發起不侵權之訴，也可以此商標侵犯自己的姓名權為由狀告對方公司。第四，遇上敲詐可直接向警方報案。

據巡洋介紹，有一些“商標流氓”會借收取轉讓費、授權費來對受害人進行敲詐勒索，比如2017年在佛山宣判的全國首例“知產流氓”敲詐勒索案，被告人對多名淘寶賣家進行敲詐，最后受到了法律制裁。

《2018阿里巴巴數字經濟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底，各種濫用知識產權進行的惡意投訴，占阿里巴巴知產保護平臺投訴總量的24%，阿里已經從中識別出惡意注冊商標1500多個。在平臺的不斷努力下，2018年被惡意投訴的商品量下降59%，被惡意投訴的商家減少44%。

齊愛民建議，應完善新媒體網紅行業商業價值挖掘與利用的管理制度，網紅所屬平臺應構建起完善的平臺網紅商業價值開發管理制度，確立對于平臺網紅名人的知識產權布局規劃，將商標惡意搶注扼殺在搖籃之中；進一步完善商標法，以敲詐勒索為目的的大批量惡意搶注行為，應加大從刑法上進行追訴力度；商標評審時應加強對在先權利的審查力度，根據網紅名人的影響力、流量等因素進行審查，對于惡意的、大批量的搶注大流量網紅名人的行為，應予以駁回。

叢立先認為，不僅權利人應加強維權，立法與管理部門也應加強中介機構的管理、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并注意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此外，從明晰規則方面，商標注冊管理部門和司法機構還應針對惡意注冊、囤積商標、不正當重復注冊出臺專門的管理規定和司法解釋。

“搶注者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為了通過轉讓或訴訟獲利，讓搶注者的獲利目的無法實現，才是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董炳和建議，就被搶注者而言，遇事冷靜，尋求專業人士的指導和幫助，不要抱有花錢消災的心理；就有關部門而言，除讓商標法現有機制真正得以有效實施之外，提高搶注者的經濟成本，尤其是注冊成本、持有成本和轉讓成本，大力壓縮搶注者的獲利空間，使其無利可圖，方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