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四五”，我國金融業在改革中蛻變，在開放中壯大。

五年來，金融業沿著三個清晰維度協同發力：向內——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全面深化，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上新臺階；向下——精準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服務的質效與普惠性大幅提升；向外——金融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顯著增強。三大維度同頻共振，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為金融強國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站在“十四五”與“十五五”交匯的新起點，我國金融業將繼續秉持改革銳氣和開放胸襟，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更加澎湃的金融活水。

向內深潛：

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

“十四五”期間，金融體制改革全面深化，頂層設計更加完善，我國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上新臺階。

2023年，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設立。中央金融委員會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策、重大問題等；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指導金融系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

中央金融委員會、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的設立，加強了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轉化為金融治理效能。

2023年，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在原銀保監會基礎上組建，統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證監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責。至此，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由“一行兩會”邁入“一行一局一會”新格局。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架構通過頂層設計優化，有效減少了監管套利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了市場透明度和穩定性。監管效能的提升體現在風險防控能力的強化上，高風險機構數量和高風險資產規模大幅壓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處置通過“一省一策”等機制有序推進，牢牢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同時，監管協同性的增強為金融服務國家戰略創造了更穩定的制度環境。

在財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伍超明看來，新架構通過“頂層統籌、監管統一、職責分明”的系統性設計，推動金融治理從“事后應對”轉向“事前防控”，從“分散割裂”轉向“系統集成”，為金融體系長期穩健運行奠定了堅實基礎。

向下扎根：

金融活水精準澆灌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服務實體經濟，始終是金融業的立業之本。“十四五”期間，金融業堅守本源定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大幅提升，成為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

五年來，銀行業保險業通過信貸、債券、股權等多種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新增資金170萬億元。與此同時，金融業傾力書寫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十四五”時期，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普惠小微、綠色貸款年均增速超過20%，信貸結構持續優化，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伍超明認為，“十四五”期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提升，實體經濟獲得感不斷增強，離不開貨幣政策總量與結構性工具的協同發力。中國人民銀行在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保持流動性充裕、不斷提高政策實施和傳導效能的同時，創新并大規模運用碳減排支持工具、科技創新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市場化機制實現“精準滴灌”，將資金直接導向普惠金融、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政策效能顯著。

“金融科技對傳統服務范式的系統性重塑，亦是關鍵助力。”伍超明表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深度融合，正推動金融服務從傳統的抵押依賴型模式，向基于數據驅動的信用評估模式演進。這不僅是技術應用層面的升級，更是對金融服務可得性、成本與效率的底層邏輯重構，有效破解了小微企業融資的信息不對稱難題，為構建普惠、高效的現代金融體系提供了全新的技術范式。

向外聯動：

金融對外開放步伐加快

金融開放是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內在要求和鮮明特征。“十四五”期間，我國穩步推動金融業高水平雙向開放，提升制度型開放水平，在國際金融治理合作中的參與度、影響力、話語權顯著提高。

五年間，金融管理部門有序推進金融服務業和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拓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優化滬深港通、債券通、互換通機制，便利更多投資者投資我國金融市場，提高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截至今年7月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股票、債券、存貸款超過10萬億元，境外機構熊貓債券發行規模超過1萬億元。

在金融對外開放步伐加快的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穩步推進。目前，我國與32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清算行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市場對人民幣的內生需求不斷增強。當前，人民幣已成為我國對外收支第一大結算貨幣、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和支付貨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位列第三，反映出人民幣儲備貨幣和計價結算職能進一步增強，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認可度持續提升。

明明認為，五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具有多重積極意義：首先，增強跨境交易自主性與安全性，降低企業匯率風險與成本；其次，深化國際金融合作，吸引外資配置境內資產，提升我國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再次，人民幣躋身全球前三大貿易融資貨幣，離岸市場建設和數字人民幣應用進一步便利國際貿易投資，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金融支撐。

“展望未來，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或將圍繞‘制度深化、技術賦能、風險可控’三大主線推進。”中國銀行研究院主管王有鑫對記者表示，制度型開放將持續深化，在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業市場準入方面預計將有更多開放措施推出。數字技術將重塑跨境支付體系，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預計將繼續穩步增長，跨境支付、區塊鏈服務、人民幣數字資產的發展將形成協同效應，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參與在岸和離岸市場人民幣資產的配置和使用，推動人民幣從結算貨幣向投融資和儲備貨幣轉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的雙支柱框架也將不斷完善，在金融市場開放的同時不斷強化風險防控，平衡好開放與安全。(記者 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