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主辦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奮進與包容》發布會召開。《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奮進與包容》一書從中國工業化的包容性角度，反思中國工業化歷程，討論工業化進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以及中國人的思考與對策；并且將中國工業化置于世界經濟大格局中，揭示其在經濟全球化新時代，將如何進一步融入和貢獻于世界工業化和人類發展的偉大進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成為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展現其惠及世界的全球性價值。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將經濟發展的包容性作為更加突出的治國理政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尤其是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中特別強調了，“十三五”規劃必須是一個遵循社會規律、踐行包容性發展的規劃。據此，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寫入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原則。

所謂包容性，實際上就是要秉承以人為本理念，堅持公平正義原則，以公平促進效率，實現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讓工業化所創造的財富和福利惠及所有的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而從全球化角度來看，就是要讓世界經濟發展的利益惠及所有的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以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在國內講話和國外出訪中，多次提倡和強調經濟發展的包容性。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和國際合作設想，充分體現了建立國際利益共同體以至人類利益共同體的包容性發展理念。

中國工業化歷經6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其成就舉世公認，其業績可謂輝煌，稱為“奇跡”也不過分，但不可否認也存在各種難以令人滿意的現象和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工業化所創造的利益和財富能否惠及各方，讓人民共享？工業化同生態環境如何協調？可以說，這是中國工業化面臨的世紀課題。正因為如此，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其中“共享”就是工業化的價值所在。總之，中國必須繼續探尋工業化的包容性道路，中國工業化的成敗得失將最終取決于能否真正實現包容性，中國對人類發展的最大貢獻將集中體現為：創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家和參與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世界。

《理解中國》叢書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策劃、中國社會科學院統籌實施的一個重點項目。該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著名學者撰寫。叢書正是通過多角度闡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嚴謹地闡述中國價值觀，展示中國當代的改革發展的成就與現狀，為各國讀者近距離地觀察和感知中國打開了一扇重要的窗口，增進世界對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發展理念、發展道路以及歷史文化的理解。目前，《理解中國》叢書中文版已經出版14種。該叢書已與德國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版。目前，叢書西文版、韓文版、日文版和阿文版等陸續翻譯出版中。

2016年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中國居首

中國工業之所以能夠以令人吃驚的高速度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際經濟的有利形勢。可以說，世界經濟大舞臺給了中國工業高速增長以廣闊的空間，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經濟的市場規模，烘托了世界經濟的熱度。

中國工業品以低成本—低價格優勢迅速擴張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的強勁勢頭，一直延續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1979—2012年，中國貨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快速成長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改革開放之初不足1%，2002年超過5%，2010年超過10%，2014年達到123%。

據國際機構的測評，以低成本低價格優勢和大規模生產能力所支撐的制成品國際競爭力，中國在2013—2015年位居世界第一。但這一優勢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相對削弱。據德勤旗下的全球消費者及工業產品行業小組聯合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的《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2016年中國排名第一，美國第二。而據預測，到2020年美國將超過中國位居世界第一。

中國工業化面臨“產能過剩”和環境壓力

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工業化經歷了高度壓縮性的過程，一種經濟現象幾乎在短短的若干年內就會變化為幾乎是完全相反的現象。越來越多的產業發現增產已經不是好消息，而壓縮產量反而成為改善產業狀況的必要措施，例如，煤炭行業關井壓產，紡織行業壓縮紡錠，冶金、建材、有色金屬、石油化工等行業關閉設備陳舊、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低和污染嚴重、高耗能的小企業。因此，不少傳統產業增長速度減緩，有些工業產品出現負增長現象，突出地表現為全國能源需求量和生產量的較大幅度下降，1999年能源生產總量比1998年下降11.3%，原煤生產量下降16.4%。在大量生產能力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減緩的嚴峻形勢下，推進經濟結構包括工業結構的調整，成為緊迫問題。

中國工業化歷史性轉折的另一個標志性現象是：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主要內容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威脅，政府制定了整治污染和恢復生態的規劃；工業發展受到有關保護環境和生態政策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嚴重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工業項目被禁止。但是，直到21世紀最初的十年間，中國各地區在追求工業增長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權衡上一直處于兩難抉擇的猶豫之中。尤其當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產業產能迅速擴張，而實行壓縮產能的政策往往遇到較大阻力。因此，中國工業發展能否從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中走出來，轉向節能環保和低碳減排的綠色和可持續增長的發展模式，是關系到中國能否真正實現工業現代化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一帶一路”首先是要實現“互聯互通”格局

經濟全球化3.0時代，更多國家間實現更全面深入的“互聯互通”是最基本的趨勢。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其核心含義也首先是要實現更通暢的“互聯互通”格局。

中國目前的軟硬實力均不足以在全世界推行一套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且中國歷來主張“和而不同”，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價值文化和自主選擇，所以，“一帶一路”的“觀念互通”并不是“觀念統一”。相關各國也并無可以統一的觀念。當前，有可能使參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地區）認同的觀念是：伙伴互惠，主客便利，抉擇相容。所謂“伙伴互惠”是：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地區）間是合作伙伴關系，伙伴之間的合作基于互利多贏的原則。所謂“主客便利”是：“一帶一路”的經濟活動涉及各種國際關系，其性質絕非“殖民”關系，也非結盟關系，而是主客關系，東道國為主人，外國企業或公民為客人。所謂“抉擇相容”是：相互尊重各國的經濟秩序（制度、法律和政策）和發展戰略。傳統均勢論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其靜態性。總之，升華“全球化”觀念，注入發展意識和包容性意識，可以使“全球化均勢發展”或“全球化包容發展”理念成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以至更多國家都能接受的互通觀念。這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人類利益共同體的理想，并使人類利益共同體理想具有現實可行性。這一理念不僅可以為經濟學理論（尤其是發展經濟學）和地緣政治理論所支持，占據理論高地；而且，也占據了人類發展的道德高地，體現了經濟全球化3.0時代的新觀念。

中國工業化“新常態”時期轉向穩中求進

2016—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繼續下降，因為潛在經濟增長率將低于6%。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實質性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經濟增長率“下一個臺階”具有客觀必然性，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本表現之一。自此，中國不再一味追求高增長率，而將“穩中求進”作為調控經濟增長的基本政策取向。

其實，在“十一五”（2006—2010年）和“十二五”時期（2011—2015年），中國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已經顯露并受到了關注和重視，中央適時確立了要遵循“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為原則的科學發展觀。而且，在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各主要地區和國家的經濟增長均復蘇緩慢，表明世界經濟也進入了一個將歷時較長的調整期（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世界經濟處于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將歷時20年左右），再難以支撐中國經濟恢復以往那樣的高速增長。在國際國內的新形勢下，中國工業增長不再有可能主要依賴大量出口廉價工業品的方式來拉動，必須轉向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相對平衡的增長方式。

高速鐵路網建設。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期，中國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僅發揮其拉動工業增長的作用，而且為長期經濟發展夯實基礎。其中，高速鐵路建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成為中國工業的一張“名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新發展理念。為應對新形勢，解決深層的體制問題和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中央的經濟政策思路進行了重大調整，2015年下半年明確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強調這“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此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意向，并將“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近期政策重點。而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中，中央提出要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成為以新的價值觀和系統觀來引領“十三五”以至更長遠時期發展的行動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