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產業政策的爭論比較多，其中比較代表性的是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張維迎教授針鋒相對的觀點。二位經濟學大師爭論往往回到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理論。然而，經濟學畢竟是現實的抽象和簡化。在具體的運用中，同樣的理論仍舊會有不同的解讀。

筆者認為，產業政策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敗的一面。本文并不試圖去從經濟理論上來討論。而是就煤炭行業的發展過程中的若干政策，做一個簡單的案例分析。

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四個基本條件。第一是針對什么產業；第二是產業政策的機制；第三，在不同的時間階段；第四，產業政策的執行情況。

首先對產業政策的適用范圍來說，反對產業政策的雙方都有道理。

對于那些未來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新興產業來說，如果政府意圖直接挑出具體方向加以干涉，結果可能如同張維迎所說，不成功。

對于那些后發產業，或者是傳統產業，在其他地方或者歷史上已經發展比較成熟的，制定適當的政策，引導產業的發展是可行的。

由于煤炭已經是個非常成熟的產業，在國外已經經歷了完整的生命周期，對此實行產業政策，如果其他條件得當，還是可能成功。比如不少提高效率、提升安全生產水平，降低煤炭消費等方面的政策，都往往有效。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二十世紀初，煤炭產業通過增加安全管制，成立安全監管機構，加大對事故的處理力度，以及提高死亡賠付標準，促進或者激勵企業增加安全投入，提高了全行業的安全生產水平。

第二個影響產業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是產業政策的具體設計。

即便是高科技產業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政府有明確的方向，比如發展生物制藥，并鼓勵相關方面的科研投入，可是有可能有效的。反之，如果試圖將產業政策具體化，單獨挑出一些產品或者技術，那則往往要犯錯誤。政府也不能簡單地指定贏家或者輸家。

當前的煤炭政策，試圖劃分出先進產能企業，則是不合適的。政策應該體現在技術規范上，而不是給企業劃成分。現在的給煤炭企業劃成分的政策，扭曲了淘汰機制，可能往往那些應該被市場淘汰的企業，卻被政府保留下來。而那些應該被發展的企業，卻會被政策限制了。

另外，目前的煤炭產業政策既要控制產能，又要控制價格。這種矛盾的政策目標很難實現。

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決定價格的是供給和需求，而供給和需求的曲線沒有人能夠知道，所以你很難通過調整供給或者需求來達到一個期望值的價格水平。況且，政府往往很難操縱需求。

其次，煤炭企業的生產和消費的調整都需要時間。這個時間也沒有人能夠準確地測量出來。實際上，從優化能源結構來說，煤炭價格高昂是可取的，可以降低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競爭力。高煤價也有利于淘汰落后的鋼鐵企業。如果把這種政策失敗一般化歸結為產業政策的失敗，則有失偏頗。

第三個因素是時代背景。產業政策要與時俱進。

就煤炭工業來說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提出的“有水快流”的政策，很快地增加了煤炭供給。這個政策是有效的。

當然，這種有效性具有時間性。如果當前這種情況下再大量地增加煤炭的供給，那是不合適的。但，產業政策也不能出爾反爾。政策要避免過快過頻不合理的調整。

二十世紀初，很多地方持續提高小煤礦的規模標準。很多企業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剛剛達到既定標準，評定標準又被提高。不斷提高標準，導致不少企業不斷做出無效投入，勞民傷財，也損害了政府決策的公信力。

第四個因素，產業政策的執行情況。有效的產業政策能否被貫徹執行，或者是執行到什么程度，也關系到對產業政策是否有效的判斷。

煤炭企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大力地推進關井壓產，關閉破產，總量和庫存“雙控”，就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企業陰奉陽違，瞞報產量。以至于中國統計年鑒在以后的時間里，多次上調2000年左右的煤炭產量。這種無效的產業政策，也往往與實施機制的簡單粗暴有關系。

在市場經濟還沒有發育成熟的階段，在一些產業實施適當的產業政策非常必要。不過，這并不表明所有的產業都需要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的適用對象和適應條件，還需要仔細甄別；在產業政策的實施設計上，要盡可能發揮市場和企業的能動性，通過競爭來實現產業發展目標。產業政策還需要與時俱進，并根據執行情況及時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