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立報》23日刊登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何宗武專文指出，因為殖民地的政治經濟歷史，戰后的臺灣經濟社會發展一直相當的畸形：左腦想的是計劃經濟，右腦想的是自由經濟，做起來則是不濟于事。

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例如，臺灣的銀行體系一方面像日本德國的綜合大賣場，一方面又學習美國業務分離式的金融監理。大學呢？經濟學博士教授群都會大聲合唱自由放任，譴責政府干預是一種保護主義，是導致市場失靈的社會主義；私部門那只看不見的手，才是市場經濟的上帝之手，也就是價格機能(Price Mechanism)。事實呢？臺當局作莊的大學才是最好的大學。沒有一個公立機構的經濟學者會主張扶持高教私部門，并讓其壯大；嘴上講自由競爭的人，骨子里卻是社會主義。社會上，臺當局一方面推動同性婚姻與多元成家，一方面又喊生育率不足將有損實力。畸形的制度養成畸形的政客和畸形的學術人格。

玉山計劃引起的種種討論，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的詹昭能教授多次于公開平臺檢討其內涵，本文就不贅述。然想要指出的是科技發展和玉山計劃，問題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文化上的思想獨立問題。除了本土的文史哲，學術研究的最高準則就是歐美期刊，因而養成了學術殖民地的依附視野。學術發展要能創新，文化上的思想獨立性乃是必要條件。當臺灣的科技應用沒有創意時，就容易去找在西方沾水的華人來畫大餅給我們看，或重金邀請歐美專家來臺灣指點迷津。仔細看看他們講的內容，不都是老生常談嗎？

這樣就衍生出老鼠會的特征：你付錢我告訴你，這個技術很重要；你再去讓別人付錢，告訴他這個技術很重要。結局就是臺灣連潛水艇的自制能力都沒有，連整套能源產業發展政策都沒有。

FinTech乃至AI 都是技術外衣，核心是創新的洞察力；科技創意沒有獨立的文化視野，創新就沒有文化洞察力；沒有文化洞察力的創新，其實就是加工模仿的代名詞。臺灣近數十年來的依附型科技發展，所呈現的問題就是不斷創造花俏的新術語，把科技產業變成流行產業。從納米到云端，一路走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數據。Big Data多在硬件端做蛇吞象式的“比大小”，殊不知“由大返小”才是實質研發要做的事，對決策有用的資料范疇，往往不大。因此，大海撈針的藝術，才是回歸問題的本質。就像沒有人慢慢讀一本書，再大的圖書館也不就是個空間。沒有小數據的思考厚度，再大的數據庫也不過就是個倉儲。何謂大人？身高很高？體積很大？年齡很高？還是什么？科技的種種發展問題，就像用外在的年齡層，區分心智上的成年和未成年一樣的荒唐。

第二個問題就是金融科技或工業物聯網。產官學屆嘴邊上喊的就是金融機持續e化，繼續電子商務模式；然而，實質應該是是由信息端發起的創新金融中介(Innovativ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關鍵點在“信息中介如何讓目前的金融不可能，變成金融可能”。不是“記賬”，也不是“轉賬”，更不是“討帳”。

從大數據的機器學習到深度學習，再嘶喊人工智能大未來，都是這樣的一個技術導向的淺碟思考。我們可以觀察這幾年來臺灣從南到北成立的各種相關中心和學程，基本上都是技術導向：程序語言、計算器原理、算法等等……寫程序是一個高度流程性工作，但是洞察力卻不能由流程制造出來。問題不是單方面的技術，不是大家寫程序。是科技人的文化厚度，和文化人的科技素養。

在科技的創新上，明朝的東西廠都比現在要創新的多。基礎研究務必是返璞歸真，數理統計的一個方法論思維：若數據不是常態分布，則發現一個轉換讓數據的常態呈現，會有實質貢獻。喧擾的科技市場，返璞歸真才是教育的基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