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溫江市民王彬如一定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與朋友打“5元錢麻將”被拘留15日。更讓她沒有想到的是，為了撤銷這項錯誤處罰，她耗費了近7年時間。2011年8月20日，王彬如與兩位朋友打5元麻將后，被溫江區公安局抓獲，“共計查獲賭資575元”。王彬如被拘留15日，其余兩人分別拘留12日。

對王彬如的處罰，顯然有值得商榷之處。她與朋友打麻將的行為之所以被認定為賭博，是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處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款。”但正如王彬如所言，她和朋友打麻將，純粹出于娛樂的目的，且三人相互熟識，并無營利的想法。

那么，三人被查獲的575元，是否屬于“賭資較大”？從地方法規來看，《四川省公安機關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裁量標準》規定，現場收繳賭資價值合計在人民幣1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屬賭資較大。如此看來，當地警方對王彬如及朋友的處罰不僅過重，在法律適用上也有不妥。

平心而論，上述執法過程中的瑕疵，并不難發現。原本，只要執法部門在處理此事時更謹慎一些，王彬如的不滿和憤懣也不至于累積到今天。現在，雖然錯誤處罰被撤銷，但誰又能追回其被迫浪費的大量時光和無端被毀的名譽呢？難怪，王彬如希望通過申請國家賠償，進一步為自己挽回清白。只是這一來一去之間，又不知她需要經歷多么漫長的道路，才能抵達終點。

更令觀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這么一件遠遠談不上復雜的案件，為何需要前后花費7年時間，兩遭敗訴，才能得到糾正？2011年9月20日，王彬如等三人向溫江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法院判令撤銷溫江區公安分局作出的處罰決定。當時，溫江區公安分局辯稱，對王彬如等三人的處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合法，內容適當。而溫江區人民法院維持了原判。2012年1月18日，王彬如上訴到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結果，一切又重演了一遍。

可是，在四川高院作出改判的判決書中，我們卻能明明白白地看到，溫江區公安分局此前對王彬如作出的處罰畸重，“屬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撤銷”。既然適用法律錯誤是比較明顯的事實，為何在前兩次審理時，溫江區公安局還要理直氣壯地辯稱，一切都沒有問題呢？試想，若非溫江區公安局的態度如此“倔強”，王彬如何須為此事奔走7年之久？從溫江區到成都市，再到四川省，這條坎坷的訴訟之路，也帶給所有人一個問號：這么小的一個案件，一定要從地方鬧到上層，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

一般說來，親友一起打麻將，不失為一種增進感情、收獲快樂的娛樂方式。尤其對四川人民而言，打牌早已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人生經歷的一部分。因此，雖然賭博必然要嚴打，但對老百姓正常的娛樂活動，卻不必矯枉過正。這其中，考驗的是執法部門在工作中能否使用好自由量裁權，正確地把握一個“度”。

這個“度”在哪里？一方面，相關法律法規已經給出了參照，嚴格執行自不待言。另一方面，現實生活的復雜性遠超人們的想象，執法部門在處理實際案件時難免會遭遇兩難境地。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在執法過程中出現一些疏漏和瑕疵，也是人之常情。但面對錯誤，是固執己見，還是亡羊補牢，產生的效果卻可能大不相同。至于相關執法部門有沒有認錯的勇氣，那就要看其到底有沒有把為民辦事、為民服務放在首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