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國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國內，這是中國學術界的一種現象，也反映了我國科技期刊的尷尬境地。”在近日召開的香山科學會議上，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劉忠范院士的一句話引起與會者的共鳴。

“我們形成了一個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論文外流，論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中國出版協會常務副理事長鄔書林以化學領域為例，中國作者高被引論文占全球高被引論文比例為30.42%，但中國期刊高被引論文占比數只有0.37%。

在這次主題為“強化中文科技期刊在國家科技創新戰略中的作用”的會議上，大家為中國優質論文成果外流而憂心忡忡。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認為，我國科學亟待向“深加工”方向轉型，擺脫從源頭到出口“兩頭在外”的外包工處境，這首先要從提高漢語的科學“幣值”、振興中文科技期刊做起。

發表重大原創成果首選國外

截至2017年底，我國中文科技期刊 4599種，占我國科技期刊總量的91%。

“中文科技期刊總量可觀，但產業規模小，發展滯緩；地域分布廣，但同質化嚴重；學科覆蓋面大，但不適應發展需要；學術指標上升，但對優秀成果的吸引力不大。”中國科技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彭斌這樣分析現狀。他舉例，以“大學/學院名稱+學報”命名的綜合高校學報有519種，占中文科技期刊總數的11.29%，無論是刊名還是內容，都存在同質化問題。

“此外，中文科技期刊優秀稿源緊張狀況始終未得到緩解。”彭斌透露，據相關統計顯示，2016年，中國學者在全球SCI期刊發文32.24萬余篇，在中國SCI期刊發文2.24萬余篇。有30萬篇論文發在國外SCI期刊上，可見中國科技期刊在國際上的學術影響力整體較弱。

“目前我國在數量上可稱為科技期刊大國，但遠不能稱為科技期刊強國。”《科學通報》主編高福院士認為，我國中文科技期刊發展與科學研究的進步、服務能力與科技工作者的期待、作用與其應承載的社會責任都不相匹配。

其實，中文科技期刊也有過輝煌歷史。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溫鐵基超導等以及我國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的論文青蒿素等重大學術成果，都是發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認可的。

“但是，近30年來我國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發于國外期刊。”高福坦承。

影響因子等評價“魔咒”難破除

“導致中國優質論文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國內科研成果和人才評價過于偏重SCI影響因子。”劉忠范認為。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科學傳播中心任勝利編審舉了一個例子：某研究所計算科研成果績效獎勵，赫然將期刊進行分類并依次折算成論文的得分，位于期刊分類金字塔尖的只有兩份期刊——《科學》和《自然》。

“很多科研機構的‘計分本’明確將一些外國雜志制定的指數作為依據，這很要命！這不是鼓勵作者向這些雜志投稿，讓政府背書嗎？”一位科學家告訴記者。

“寫文章看影響因子，發一篇高影響因子的文章，‘杰青’‘長江’等各種帽子都來了。有些高校發表一篇CNS論文獎勵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風氣堪憂。”中科院院士歐陽鐘燦認為，看論文價值除影響因子，還要看它的“壽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歐陽鐘燦用他老領導周光召先生的一句話說：“不要單一追求SCI論文和所謂的影響因子及熱門課題，要做出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SCI各種因子中，引用的生命周期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優質論文頻頻投向國外名刊；另一方面，低水平論文紛紛投向國內劣質期刊。“由于評職稱、畢業論文等各種需求，劣質期刊靠收取版面費也活得很好，死不了。”劉忠范說。

內憂外患下國內期刊如何突圍

任勝利告訴科技日報記者，近年來，各大國際出版集團紛紛創辦新期刊，搶占學術資源。“特別是一些大牌期刊社采取‘級聯式評審’方式，品牌期刊如果不能錄用，編輯就向稿件作者推薦轉投其下一級子刊，通過逐級‘篩選’的方式消化了大量優秀科技論文。有些期刊一年就可以發表2萬多篇文章。”

為了促進我國科技期刊成長，2015年五部委出臺了《關于準確把握科技期刊在學術評價中作用的若干意見》，中科院學部也通過鼓勵院士候選人在中文科技期刊發表論文等措施，提升國內中文科技期刊的影響力。

在此次會議上，中國科技期刊編輯學會理事長朱邦芬院士建議，對中文期刊實行分類分級評估和管理，即以學術和服務功能為導向，鼓勵期刊的差異化發展，對不同性質的中文期刊采用不同的評估和管理辦法。

“關鍵是倡導開放競爭的辦刊機制。”高福認為，要增強期刊出版機構的內生發展動力，同時促進以市場化發展為基礎的資源整合。

劉忠范透露，此次會議圍繞科技期刊去行政化、加強頂層設計、實行分類管理，降低SCI評估權重、增強科學家責任、借鑒國際一流期刊經驗、促進集約化和數字化發展、加大對優秀中文期刊經費和政策支持等形成相關意見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