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時。

在中國的高考史上，1977年和1978年是兩個極為特殊的年份。1977年，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之后作出了一個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的重大決策，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

尤為特殊的是，77級的考生是中國高考史上唯一一級在冬季考試，春季入學的學生，他們與78級學生的時間差是“空前絕后”。77級的學生在1977年12月考試，1978年2月至3月入學，78級的學生則在同年7月考試，9至10月入學；1982年1月底，77級的學生畢業，同年7月78級的學生畢業。從入學到畢業，兩級的學生都相差僅六七個月。

當然，最空前絕后的還當屬這兩年高考的難度。歷經了“文革”教育斷層，“考大學”變得十分不易。兩年間，全國共有近1200萬人參加高考，最終只有67.2萬人圓夢，錄取率不到6%，這個數字有多低？我們來看一個對比，2015年全國942萬人參加高考，實際錄取700萬人，錄取率74.3%。

所以，在那個年代，考上大學就意味著命運的改變。記者發現，不少現任的50后、60初官員都是在這兩年的高考中脫穎而出，直接受惠于恢復高考這一政策。

為省學費第二志愿報北大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首屆考生。1974年，李克強高中畢業，同年3月，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下，李克強離家到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

“非常喜歡看書”是許多當時的村民對李克強的表述，“很少跟人說話，每天手上都有一本書，背在身后踱來踱去，手不釋卷。”得知高考恢復的消息，李克強積極備考，高考前夕，他在家復習，每天看書到凌晨兩三點。當年在鳳陽縣的村民回憶稱，李克強雖然“又黑又瘦”，但白天干10個小時的農活，晚上回來還看書，有一回替別人家燒火，邊燒火邊看書，火熄了全然不知。

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李克強做了十年的燕園學生。不過，在當年，北京大學只是李克強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安徽省的一所師范學院。

后來，李克強在《師風散記》中回憶自己填報志愿時的心情時這樣描述，“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愿填寫了本省一所師范學院的名字——— 據說在師范學院讀書是不必付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欄里填下了北大。”即便不是第一志愿，具有優先招生權的北大依然錄取了李克強，進入當時還保密的“政法專業”即后來的法律系。

“高齡考生”與最年輕紀錄

現任外交部部長王毅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25歲的“高齡考生”王毅進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在日語專業就讀。在此之前，王毅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了8年知青，因為“高齡”，他差點與高考失之交臂。

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規定，“考生年齡在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鄧小平在當時科教工作座談會上，談到下鄉知青的報考問題時說，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還有一項特別規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并鉆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確規定年齡可放寬到30歲，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大齡知識青年有了“政策綠燈”，當時的大學課堂上生源復雜、年齡差距大的情況也就十分常見。王毅入學時，比最小的同學足足大了7歲。

1982年大學畢業后，王毅與外交部結緣，進入亞洲司工作，此后所經歷的每個職位幾乎都創下了“外交部該職位最年輕的紀錄”。

　報了兩次名才去參加高考

同樣是“高齡考生”，比王毅還年長三歲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就沒有這么幸運，他報名了兩次高考才得到進入考場的機會。

1977年，陳錫文已經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度過了九年的青春歲月，晚上幾個同學在外散步的時候聽到柳河五七干校的廣播喇叭播放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交了照片和5毛錢報名費，但陳錫文卻沒能去參加考試。黑龍江省下發通知，報名高考凡是25歲以上必須有高中學歷才能參加，27歲只有初中文憑的陳錫文被擋在了1977年高考的門外。好在他沒有等待太久，半年后，陳錫文參加了1978年6月的高考考試，政治、語文、歷史、地理、數學，五門課總分379分。填報志愿的時候，他請教了自己所在的一師師部政治部主任，選擇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專業，“你畢業以后，至少可以回來當個農業會計。”政治部主任這樣對陳錫文說。

1978年9月的人民大學剛復校不久，校園還被部隊占用，陳錫文沒有收到推遲開學的通知，成為了復校后第一個來報道的學生，他看到的是門口還有軍人站崗，里面則一片衰敗的景象。由于尚未開學，陳錫文被安置在校辦工廠的十八間房住，滿院的荒草長到齊肩高，沒有一間的門窗玻璃是齊全的，后來因為實在沒法居住，他只得先回上海。

1982年，大學畢業的陳錫文沒有回去當“農業會計”，而是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如果從1968年他去插隊算起，到現在，陳錫文已經跟中國農村打了半個世紀的交道。

給知青講“剪刀差”

現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郭樹清也是77級考生。簡歷中，1978年3月入讀南開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透露了這一點。

1974年，從內蒙古自治區四子王旗一中高中畢業后，18歲的郭樹清作為知青，來到離學校60多公里遠的紅格爾插隊，被分到阿日點力素大隊，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該大隊分了十幾名知青，因為在學校期間表現好，郭樹清一開始便被任命為組長，直到1978年考入南開。

當時的阿日點力素大隊書記楊登扎布記得，大隊里很多知青都是調走回城的，郭樹清則是直接考上大學走的，作為紅格爾公社為數不多的不抽煙不喝酒的知青之一，郭樹清對付寂寞和勞累的方式是讀書，還“頭頭是道”地給知青們講“剪刀差”這個經濟名詞。

北大不敢收的特殊考生

劉少奇之子劉源在1978年3月入讀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當時他的父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資派”尚未平反，他的母親王光美還在獄中。1966年劉源受學長委托，將一封信轉遞給自己的父親，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為了倡議廢除高考；1977年，劉源又寫了一封信，不過這次是為了能夠參加高考。

1977年8月北京長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傳出頭條新聞——恢復高考，在北京起重機廠當鉚焊工的劉源發現報名的政審條件中不涉及出身，于是決定報考，但報名被廠里組織部門退回，理由是超齡，且以劉源的年齡劃線，工廠里9個年齡大過他的工友，報名都被退回。感到氣憤的劉源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要求參加高考，在信封上寫“中共中央鄧小平副主席”，貼上4分錢郵票，在他所住的永安里附近隨便找了一個郵筒投了進去。

信不長，只有一頁紙，內容多年后劉源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仍能清晰地復述，“如果因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讓我考，我很不服氣，何況你這個招生簡章并沒有這么講。”

十余天后，劉源和9個情況相近的工友全部被允許報名，在距離高考只有一個星期的時候，拿到了當年北京市高考考場里最后10個考號。當年，劉源報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學系，第二志愿是北師院歷史系。雖然分數過線，但北大沒有招收這個身份特殊的學生，北師院以“體檢過關，就能上學”為由將政治問題變成體質問題，為劉源在同仁醫院安排了一場只有一個學生的特殊體檢，將他順利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