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發表的學術論文涉嫌抄襲，博士學位被學校撤銷，于某將北京大學訴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撤銷《關于撤銷于某博士學位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并恢復其博士學位證書的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今天對此案一審宣判，判決撤銷被告北京大學作出的《決定》，駁回原告于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于某訴稱，北京大學作出的撤銷博士學位決定在實體和程序上均存在錯誤。實體錯誤主要包括：被告并沒有發現原告博士學位論文存在舞弊作偽情況，但卻越權行使了撤銷學位的權力；涉案論文在原告申請博士學位時，處于待刊狀態，并未發表。原告在校期間已正式發表論文2篇以上，符合學校有關申請博士學位的要求，涉案論文不是原告申請博士學位的必要條件；被告沒有關于涉案論文存在“嚴重抄襲”的具體論證。

程序錯誤主要包括：被告在調查和處理過程中，未及時向原告公開調查程序、處理結論所依據的事實與理由；被告始終未讓原告查閱調查報告、評審意見等重要證據材料；被告作出撤銷博士學位決定前未讓原告申辯，侵犯了原告的申辯權。

北京大學辯稱，于某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嚴重抄襲境外學者已經發表的文章，并據此以自己名義發表涉案論文，其行為嚴重違反國家及北京大學的相關規定。涉案論文的成文時間、投稿時間和被使用時間均包含在原告在校期間，原告對涉案論文的發表，屬于在學期間發表學術論文的行為；于某發表涉案論文抄襲幅度已超過原文的一半以上，已構成嚴重抄襲行為；于某的抄襲行為性質嚴重，影響惡劣。

北大撤銷于某博士學位的決定于法有據，程序合法、理由充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等的相關規定，被告系有權、有據、有序作出《決定》。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北京大學作為學位授予機構，依法具有撤銷已授予學位的行政職權。因此，北京大學向于某作出的《決定》，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行為；于某不服該《決定》而提起的訴訟，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雖然未對撤銷博士學位的程序作出明確規定，但撤銷博士學位涉及相對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對取得博士學位人員獲得的相應學術水平作出否定，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因此，北京大學在作出《決定》時，應當遵循正當程序原則，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充分聽取于某的陳述和申辯，保障于某享有相應的權利。本案中，北京大學在作出《決定》前未充分聽取于某的陳述和申辯。因此，北京大學作出的對于某不利的《決定》，有違正當程序原則。

此外，北京大學作出的《決定》未能明確其所適用的具體條款，故其所作決定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適用法律亦存有不當之處。

綜上，北京大學作出的《決定》違反法定程序，適用法律存有不當之處，法院應予撤銷。《決定》被依法撤銷后，由北京大學依照相關規定進行處理。此外，于某要求恢復其博士學位證書法律效力的訴訟請求，不屬于本案審理范圍，依法予以駁回。

有業內人士指出，“正當程序”是起源于英美法律實踐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本意為“未經正當的法定程序，任何公民的人身與財產權利不受剝奪與侵害”。正當程序目前已經成為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則與表現，其內容也擴展為：“無論法律是否作出規定，一項行政權的行使，需要遵循可以體現公正、透明、高效等價值的必要程序”。在社會生活高度復雜，行政權不斷擴張，而立法資源相對緊張，成文法對行政權限制不足的背景下，正當程序原則超越了具體的法律規定，為否定明顯違背法律精神的行政權，提供了法律基礎。

早在1999年，同樣由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案，成為了確立正當程序原則的里程碑式案例。此后，一系列學位管理行政訴訟案共同廓清了學術自治與依法行政的范圍：法律尊重并支持學術機構從學術倫理、學術價值的角度獨立作出判斷，但當這一判斷涉及權力行使，影響他人權益時，則需要經受法律的檢驗。本案中，法院僅就撤銷決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對于涉及學術判斷的學位管理問題，包括是否存在“抄襲”、“抄襲”是否應當導致學位撤銷的后果等，均保持了必要的克制態度，維護了學術自治。從這一點上說，于某訴北大案是田永案確立的法律規則的邏輯延伸。

這起案件更大的意義在于再次重申了，依法行政，并不只是有法可依時，機械地依法律規定行政，而是要時時在公權力行使中，體現出必要的法律原則與法律價值，以法治精神浸潤行政權骨骼，方顯依法行政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