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西洋月刊》近日刊文稱，由于政府抗疫不力，有大約20萬美國兒童淪為“新冠孤兒”。文章稱，在18歲以下的孤兒中，每12人就有1人是因為疫情而失去監(jiān)護人的；在美國的每一所公立學校中，平均就有兩個孩子因疫情失去了一名監(jiān)護人。美媒評論稱，即使兩年時間讓這個國家可以坦然面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屠戮，但這樣的損失程度依然觸目驚心、難以接受。

從數據分布看，來自低收入、非白人家庭的少數族裔兒童占到“疫情孤兒”的65%——每1名美國白人兒童成為孤兒，相對應地就有 1.8 名西班牙裔美國兒童、2.4 名非裔美國兒童及4.5 名印第安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兒童經歷同樣遭遇。將近一半的新冠孤兒都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紐約州、佛羅里達州、亞利桑那州和佐治亞州6個州，這與美國貧困人口最多的州排名有相當程度的重合。

這是美國貧困代際傳承和社會不平等螺旋的一曲無聲悲歌。20萬新增孤兒中，大多數自出生之時起就處于美國社會底層，改變命運的機會本來就少。疫情還奪去了他們的父母，讓他們的人生陷入更加灰暗無助的困境——輟學、吸毒、暴力很可能伴隨他們一生。正如全球受新冠影響兒童評估小組聯(lián)合主席蘇珊·希利斯所說：“淪為孤兒，不是兩周后就能康復的事情。”

然而，在疫情中逝去的美國普通生命所引起的社會關注度卻越來越低，因為華盛頓早已把更多注意力轉移到華爾街的數據，甚至對外地緣政治博弈上。在急于宣告新冠肺炎疫情“已經結束”的利益驅動下，美國這些困在疫情痛苦中的群體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

這在美國的體制下似乎“理所當然”：孤兒們沒有政治代言人，沒有游說的資本，手里也沒有選票，又有誰會指望國會山里夸夸其談的議員們去幫他們奔走呼吁呢？但是，沒有資本和選票就應該被拋棄嗎？

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以來，美國聯(lián)邦政府發(fā)放了數萬億美元的紓困金，最頂尖的富豪在疫情期間財富甚至增加了50%，但卻沒有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專門為這些“疫情孤兒”提供幫助。盡管美國總統(tǒng)拜登發(fā)布了一個語焉不詳的備忘錄，然而它被普遍認為“實際上并沒有提出任何計劃或承諾”。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是被擁有財富和權力的少數人統(tǒng)治的‘民主’，實際上是糊弄大眾的幻象！”

如今，美國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數已經逼近100萬，意味著因意外生離死別的人間悲劇重復了100萬次，即使在戰(zhàn)亂動蕩、貧窮落后之地，這也是一個令人駭目的數字、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更何況是發(fā)生在國家力量最強大、醫(yī)療條件最優(yōu)越的美國。在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氣息的場景里，社會底層、老弱病殘被悄無聲息地無情“淘汰”。對決策者來說，保經濟重于保人命，救股市重于救疫情，是“資本主義”順理成章的邏輯，但對無數個底層家庭來說，那些冰冷的數字不僅意味著痛失親人，更可能意味著生活的坍塌。

保護弱者與強者享有同等的權利，這是人類社會擺脫野蠻、跨入文明時代的重要衡量標準。當災難來臨，是要集體合力帶上弱者一起同舟共濟，還是毫不猶豫將他們踢下船“減負”，考驗的是一個國家執(zhí)政精英的道德底線。華盛頓總是在各種場合自詡“人權衛(wèi)士”、自命“人權判官”，然而真正經歷檢驗的時候，這些紙糊的標簽被水一沖就泡爛了。“新冠孤兒”折翼的美國夢，是“超級大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