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爾街日報》12日發表的專訪中，美國總統特朗普披露了上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的一些細節。

當地時間4月6日-7日，在海湖莊園里，特朗普首次與習近平會面。特朗普在采訪中說，他勸說習近平主席在協助美國消除朝鮮核威脅方面采取措施。習近平則耐心地向其闡述了中朝關系的歷史，使得特朗普改變了中國可以輕易消除朝鮮威脅的想法。“聽了十分鐘后，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不簡單。”特朗普說。

為應對朝鮮越來越頻繁的核導試驗活動，美國上周末向朝鮮半島附近海域派出了一個航母戰斗群。

特朗普還表示，朝鮮不能有核力量和核武器。他說即便朝鮮目前還沒有核投放能力，將來還是可能會有。

“目前更為重要的是關注與北京在共同應對朝鮮威脅上的合作。”特朗普說。

在兩國元首首次會晤后，習近平主席12日再次與特朗普通話。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兩國元首就朝鮮半島局勢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習近平強調，中方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愿同美方就半島問題保持溝通協調。

資料圖：駛入朝鮮半島附近海域的“卡爾·文森”航母戰斗群

此外，在匯率問題上，特朗普表示，美國政府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去年競選期間，特朗普曾承諾，當選總統后會立即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但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采訪時，他表示并不會在本周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將中國列入這個名單，他說，近幾個月來中國并未“操縱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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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會晤。鑒于兩國在當今世界的影響力，這場“習特會”廣受世界關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Yves Tiberghien教授認為，“習特會”是數十年來最重要的一次雙邊首腦會議，全世界都停頓下來，矚目地球上兩個最強大男人之間的激烈交鋒，以及衰落的超級大國與日益強大的挑戰者之間的痛苦對抗。

從此前的中美關系來看，這場“習特會”確實意味著一場激烈交鋒或“痛苦對抗”。競選期間，特朗普大肆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上臺后，又是與蔡英文通電話，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又是推動“薩德”入韓，刺激中國人的政治神經，可以說為中美關系蒙上了厚厚的陰影。3月30日，特朗普還在推特上發文，稱“下周與與中國的會晤，將非常困難……我們再也不想擁有巨大貿易赤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崗位。”31日，他簽署了兩項行政命令，要求商務部調查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貿易濫用”和“非互惠行為”，并且尋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的具體辦法。

2016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3479億美元，占其貿易逆差總額的近70%。特朗普的抱怨和行政命令，顯然主要針對中國而發。因此，特朗普必定是帶著一肚子怨氣，接見中國領導人的。

事實上，美國智庫和主流媒體，也沒對“習特會”抱有太大期望。他們認為特朗普對中國事務缺乏基本了解，沒有明確的對華立場和戰略，同時又極度自以為是，不但與媒體關系緊張，而且往往拒絕高級智庫的理性建議。簡言之，很多人覺得特朗普能不能全身而退都是個問號，根本談不上構建一套成熟的對華戰略。

現在看來，美國智庫和媒體有點低估了特朗普團隊。特朗普團隊對中國領導人的細心接待，對孫輩演唱《茉莉花》、背誦《三字經》的精心安排，與中國領導人的順利會談，對中美全面對話機制及“百日計劃”的認可，都反映出他們并非魯莽無知、毫無章法。相反，真正到了節骨眼上，特朗普團隊頭腦清醒，禮節周到，了解對華事務的復雜性，知道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行事，而是必須尋求合作。

資料圖：特朗普可愛的小孫女清唱中國歌曲《茉莉花》

“習特會”確立的中美對話機制，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絡安全、人文和社會四個領域。我們現在尚不能確定，這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能否化為解決中美沖突的有效途徑，但是它們至少意味著，火星碰地球般的中美貿易戰爭，短期內不會出現；中美雙方也不會訴諸單邊行動，完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總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中美之間應該暫時都不會有“擦槍走火”的危險。

但是，未來幾年內，中美之間能否由“全面對話”，找到化解經貿沖突的途徑，實現深度合作，則仍然充滿著不確定性。目前，中國在對美貿易中，始終保持著巨額順差地位，理所當然希望維持現狀；美國在對華貿易中，不僅年年陷入巨額逆差，而且由于工廠外遷，導致工人失業或生活水平下降，一直試圖改變現狀。因此，中美之間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美國。準確地說，主要來自決定其對華政策的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將主導著中美經貿關系的中期走向，而在“習特會”創建的全面對話機制之下，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又取決于三種力量的共同塑造。

第一種力量是美國國內的主流階層。這些人作為全球化紅利的分享者和認同者，主張理性看待中國崛起，希望中美走向合作而非對抗。他們大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要么極度反感特朗普，要么試圖改變特朗普。而特朗普作為“草根”代言人，則主要關注如何扭轉貿易逆差，如何增加工人就業，因而對主流精英的主張或建議，往往嗤之以鼻，拒絕接受。但是，從“習特會”來看，特朗普政府實際上并沒有“背叛”主流階層，他們在中美會談中所展現出的理性姿態，所體現出的對中美傳統關系的基本認可，都是主流階層所期望的。

第二種力量是支持其上臺的草根階層。這個階層在全球化中失去工作，或者生活朝不保夕，懷有深深的失落感。他們痛恨全球化，痛恨支持全球化的美國政府，希望選出一個敢于向體制“開炮”的人，重塑國內外政策，讓自己重歸中產階級行列，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就是他們選出來的代言人。特朗普上臺以后，必須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將美國從高額貿易赤字中解脫出來，并讓草根階層過上中產階級生活。這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施政綱領，也是主導其對華經貿政策的關鍵因素。

第三種力量是中國的對美經貿政策。特朗普政府在制訂對華戰略時，當然會以自身需求作為出發點，但是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特朗普政府的實施手段。如果中國以開放、合作的姿態，積極與特朗普政府接觸，推動其深入了解中國事務、理解中美關系的復雜性，特朗普團隊中的穩健派可能就會占據上風，推動其在對話的軌道上尋求解決沖突的手段。反之，激進派就有可能成為主導，使得對話機制困難重重，名存實亡。

目前來看，美國主流階層和草根階層的訴求，都是非常明確的。當這兩種訴求相對平衡時，特朗普政府可能就會堅持中間路線，即除非迫不得已，不會采用激進方式解決問題，而是盡量通過經濟談判，挽回對華貿易的頹勢。特朗普上任不到三個月，便從“聲討”中國驟然轉為“對話”中國，就是這兩種訴求大致平衡的結果。

特朗普意識到一味對中國進行“聲討”并不能解決問題

至于中美對話的結果，則取決于美國的“要價”和中國的考量。在當前的條件下，特朗普執政團隊面臨重重掣肘，且美國不能離開中國貿易的支持，故而漫天要價的可能性不大；而中國將維護主權統一和周邊安全視為核心利益，且閑置資本眾多、經濟體量龐大，在經濟貿易談判中具有一定松動余地。如此一來，中美兩國在全面經濟對話機制中，雙方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較大，出現貿易戰爭的可能性偏低。

但是，如果美國國內的兩種利益訴求失衡，特朗普政府的選擇余地就會大大縮減，就必須“選邊站”。到時，中美經濟對話的難度便會隨之升高。此外，即使特朗普政府處境依舊，而如果中國在十九大以后，出于各種各樣的考量，不愿或不能在經貿談判中做出相應的松動，特朗普求助貿易戰的機率同樣會大幅度升高。

總之，“習特會”應該能夠消除中美“擦槍走火”的危險，但是能否驅散中美貿易戰的硝煙，還要看美國國內政治及中美雙方博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