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發展，移動互聯成為時代的主流，而郵遞通訊，則逐漸遠離我們的視線。但是有這么一批人，他們曾為我們送上新春的第一封賀信、為失散多年的親人恢復聯系、為考生送上期盼已久的錄取通知書，他們就是郵遞員。他們的人生，同樣書寫著不平凡。

1959年的清晨，天剛蒙蒙亮，一個身影就在廈門市區的大街小巷中穿梭。這個穿著墨綠色工作服的身影，右肩挎著大大的綠色帆布包，左肩上則扛著一大卷報紙資料。經過一戶人家門口，他停下來，熟練地從包里抽出報紙和信件，掃一眼確認地址，塞進郵箱里。很快，他又匆匆地趕往下一家。

郵遞員的工作，黃建發一干就是45年。他每天早起晚歸，飽受風吹日曬。到退休的時候，廈門老市區的古道暗巷沒有一條是他不知道的，這個“活地圖”也是見證廈門通訊事業發展的“活化石”。

最會爬樓梯的郵差

盡管已經超過70歲高齡，但是黃建發現在仍然能一口氣爬四樓，而這樣的功夫，黃建發歸功于年輕時的爬樓梯“鍛煉”。1959年，黃建發進入廈門市郵電局，負責廈門老市區的投遞工作，專門為中山路、大中路、鎮邦路等市中心地區的市民派送信件。

由于市中心多是商業區，建筑樓層很高，所以每天黃建發都要爬許多級樓梯給客戶送物品。雖然戶數并不多，但他每天要送的量卻不少，當時也沒有自行車，因此他常常要扛著二三十斤的東西徒步派送，等到了樓下，他又要扛著重物一股腦兒爬上好幾樓。“所以以前同事都稱我為最會爬樓梯的郵遞員。”黃建發笑著說。

每天早上6點，黃建發就到郵局開始準備送報紙信件，晚上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休息。有天夜里，他突然醒過來，發現床邊的時鐘停擺了，窗外的月亮照得天空特別亮，門外還不時地傳來一陣陣腳步聲。黃建發以為要遲到了，一骨碌翻身爬起來就往郵電局跑。路過中山路那邊的大時鐘一看，才凌晨一點多鐘。此時，報紙還沒印呢。

工作的時候，黃建發最怕碰上下雨天。每次下雨天，為了保護信件和報紙，他不得不撐上一把類似于“天仙配”中董永用的加厚的桐油傘。原本要背的東西就重，下雨天還要再加上一把傘，經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我都被壓矮了。”黃建發調侃道。

春節期間，家家戶戶都在家里忙著團聚，等著新春賀信，但投遞員們還要繼續工作，連正月初一都不能休息。正月里，黃建發每天早上6點多天還沒亮就開始到郵局整理信件，送到下午4點多才能結束回家。他每天都要送200-300封賀卡和祝福信，把新年的祝福帶給市民。

郵差界的“福爾摩斯”

后來，黃建發開始負責質檢工作。遇到有疑問的退回信件，他都要反復檢查把關，確認是否真的找不到地址。他總是盡可能地幫助寫錯地址的信“回家”。

在年輕郵遞員的眼中，黃建發被視為“活地圖”。他在每一次派送郵件后，總會用心記住這些地址，久而久之，他就對廈門的地址了然于胸。看到寫錯地址的信件，他往往能準確地猜出真正的地址所在。

有一回，郵局收到一封信，信上寫的收件地址是廈門408路。可廈門并沒有這條路啊，于是信件就被退回到黃建發手中。他發現408路和思明北路的發音有點像，于是他讓投遞員到思明北路試試，沒想到真的找到了收信人。

通過尋找蛛絲馬跡，推測出正確的地址。像這樣被黃建發救活的“死信”很多，其中還包括不少錄取通知書。當時沒有電話和網絡，有沒有被學校錄取就靠著一紙通知書來確認。每年高考結束后派送錄取通知書，總有許多因為地址寫錯而被退回的。

一次，黃建發收到一封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退件，由于地址錯誤找不到“主人”。他想，要是直接簽字退回，很可能就會耽誤了這個人的一生。“無論如何都要找到這個人！”于是，他趕緊打電話去高考招生辦核對信息，確認住址的大致方位。接著又聯系了居委會，終于找到了那個學生。

后來，那個學生當了廈門一所中學的老師。有一次在街上遇到黃建發，他激動地握著黃建發的手說：“如果沒有你，我可能不會繼續上學，人生也可能改變了。”

海峽兩岸通信的“橋梁”

上世紀80年代初，兩岸交流逐漸從“無”到“有”。不過由于隔絕了幾十年，許多老一輩的人都去世了，很多家庭也都經歷了搬遷，很多臺灣的尋親信件很難送到大陸親人手中。黃建發當起了“救生員”，憑借他的執著和努力，不僅把首批通過香港紅十字會公開寄來的5封信成功地送到收件人手中，還神奇地“救活”了近300封“死信”，讓許多幾十年失聯的親人，尋找到了親人。

1988年7月，郵局收到了一封寄給李先生（化名）的尋親信，信上的地址是思明東路中國照相館。根據黃建發的記憶，思明東路并沒有照相館，于是他找居委會詢問，但居委會里的人都表示不知道。他又輾轉到很多照相館去問，但都沒有消息。后來黃建發想到，大同路有一個照相館的師傅，一問，果然有線索。后來李先生收到了信。李先生原來是臺灣人，1949年之前臺灣出現瘟疫，他來到廈門，之后他在中國照相館當學徒，多次給在臺灣的哥哥寄信，但被告知哥哥已經搬走了，找不到人了。

再次收到哥哥的音信，李先生已經年近花甲。

正是因為黃建發的卓越貢獻，他在1989年被評選為全國勞動模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