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美國記者 高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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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日前報道稱，谷歌通過資助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教授的研究項目來影響輿論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為其所面臨的市場監管辯護。過去10年來，谷歌出資5000美元至40萬美元不等的“好處費”，資助了數百篇研究論文。這一“學術獻金”丑聞，使得谷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維護自身商業利益，資助某些特定學術論文的研究和發表

美國維權組織“問責運動”近期公布的報告顯示，谷歌撥款資助了329篇發表于2005—2017年的公共政策研究論文。其中一半以上屬于直接資助，其余由谷歌支持的組織或機構間接資助。論文作者來自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英國牛津大學及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等全球一流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

報告還稱，過去10年間，谷歌一直資助某些特定學術論文的研究和發表。這些論文普遍支持維護谷歌的商業利益，反對諸如反壟斷和反盜版等監管層面對谷歌的挑戰。“這些所謂獨立的司法和學術著作其實都是谷歌制造的。”“問責運動”執行董事達尼埃爾·史蒂文說，谷歌試圖通過自身實力“影響每個層面的政策制定者”。

谷歌對此回應稱，該報告是“高度誤導的”。谷歌公司公共政策主管萊斯利·米勒稱，期望學者披露其資金來源并保持其獨立性。米勒還回擊稱，“問責運動”不肯透露自己的財務支持者，卻言必稱問責制和透明度，這實在是“有點諷刺”。

根據《華爾街日報》獲取的數千頁郵件內容，一些研究人員會在其論文發表前與谷歌分享，并且允許谷歌提出建議。不過，不是所有教授都會披露谷歌對其研究的資助，并且幾乎沒有人會在后續相同或類似主題的論文中披露這層經濟關系。

“滲透”學術界是硅谷向決策者施加影響的幕后手段之一

《華爾街日報》引用前谷歌雇員的爆料稱，谷歌在華盛頓的管理人士曾經擬好學術論文的“愿望清單”，其中包括每篇擬定論文的暫定題目、摘要和預算，然后尋找愿意寫論文的作者。這也就是說，谷歌實際上在對論文進行“招標”，而花在這項研究計劃上的資金僅有數百萬美元，對谷歌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然而，這些資助帶來的政策影響力是巨大的。2012年9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已接近就是否起訴谷歌違反競爭法作出決定，起訴的具體內容包括谷歌在搜索結果中偏向自己的購物和旅行服務。當時，谷歌的代理律師事務所給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封八頁長的辯護信函，并附上了谷歌資助的研究論文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最終裁定，谷歌在搜索排名中突出顯示自己的服務，并未違背反壟斷或反競爭法，這直接鞏固了谷歌在互聯網領域的主導地位。

2010年，谷歌向多名研究人員提供了40萬美元經費。這些學者研究的課題是如何改善用戶的網絡隱私，時任斯坦福大學研究員的瑞安·卡洛就是其中之一。卡洛表示，為了保證準確性，與所涉及公司討論研究內容的做法很常見。不過，他同時也表示，谷歌管理人士會選取與他們本身觀點存在共鳴的研究，然后擴大這一研究的影響力。

對于谷歌“滲透”學術界的行為，很多人持不同意見。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的羅賓·費爾德曼去年在哈佛大學法學刊物一篇文章中表示，這種公司資助行為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即學術界人士成為說客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學者。通過向有利于本公司的學術研究提供資金，從而支持公司在華盛頓的游說活動，這種做法是硅谷向決策者施加影響的幕后手段之一。這也表明，由于已經避開了華盛頓監管環境的約束，企業的游說活動越來越難以被發現。

大型高科技公司成為在華盛頓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游說力量

由于大型高科技公司令人艷羨的盈利能力，它們能夠拿出巨額資金，并施展強大的軟實力，力求避免監管機構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裁決，正悄然成為在華盛頓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游說力量。根據美國“政治響應中心”的數據，大型高科技公司用于游說聯邦政府的資金在2015年合計達到創紀錄的1.81億美元，這讓它們成為第二大企業游說團體，僅次于大型制藥企業。

高科技企業之間也會“互相攻擊”。比如，微軟向哈佛商學院教授本·埃爾德曼提供了資金，后者是有關谷歌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報告的作者。與谷歌存在專利糾紛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也向支持己方的學術報告提供了資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則向各種針對谷歌的報告進行了資助。“問責運動”的背后金主就包括甲骨文公司。

《紐約時報》2016年的調查發現，美國75家主要智庫的數十位研究專家同時注冊作為游說人員，一邊在監管爭端和訴訟中擔任外部顧問或是仲裁員，另一邊卻以各種咨詢名義從大企業收取不菲的費用。一些智庫還為游說者、前政府官員以及企業咨詢顧問提供了非正式研究員的職位。這些人并不需要披露自己的主要收入來源。

《華爾街日報》早前的一篇報道曾指出，擁有大量知識產權的科技公司從消費者創造的數據中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并越發明顯地擁有了對網絡輿論的影響力，而消費者對企業這樣的行事方式日益感到不安。

(本報華盛頓7月1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