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G20峰會的最大亮點之一，無疑是將結構性改革提到了作為全球發展的解決方案這個新高度。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9月3日的演講中表示，中方把創新增長方式設定為杭州峰會重點議題，推動制定《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目的就是要向創新要動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創新、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數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

“這是二十國集團首次圍繞創新采取行動，我們要把各國實施創新政策的力量匯集一處，做到理念上有共識、行動上有計劃、機制上有保障。我們要針對全球經濟增長低迷出現的突出問題，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進行創新，把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有效組合起來。”習近平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李佐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這次G20峰會，為未來全球經濟的調整和發展點明了發展方向，可以說等于起到一個‘指路標’的作用。”

為了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而正式形成的二十國峰會，在其成立的第八年，轉向了更長遠的目標。G20峰會開幕前夕，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闡述了這一變化。樓繼偉表示，中國作為2016年G20主席國，推動G20由危機應對向全球經濟的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關注短期政策向更多關注結構性改革轉變。

對這一轉變，主辦方中國和各成員國進行了充分的前期準備。

2016年2月26日，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在上海舉行。這一會議由中國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主辦，財政部亞太中心承辦。財政部部長樓繼偉、IMF總裁拉加德、OECD秘書長古里亞、上海市市長楊雄等出席。

尋找最大公約數

全球多個經濟體都急需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又都遇到了諸多困難，進展速度不盡如人意。與其對應的是，中國的改革同樣進入深水區，“低垂之果”都已摘完，這是當前中國和各成員國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今年7月，IMF將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下調至3.1%和3.4%。IMF指出，世界經濟面臨“老齡化”問題，發達經濟體過度舉債，新興經濟體企業債務高企，投資低迷，失業率維持高位，導致世界經濟潛在增速進一步放緩。

事實上，自2008全球金融危機爆發8年以來，各經濟體在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危機方面不斷出招，但全球經濟增長仍然不斷放緩。

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邊際效應日益遞減的當下，結構性改革被寄予厚望，亦逐漸成為共識。習近平在演講中表示，面對當前挑戰，“二十國集團應該調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并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

在9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中，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闡述了對短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關系的理解。易綱認為，從短期看，全球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針對這種有效需求不足，從短期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就非常重要，因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解決短期問題上，特別是在提升需求方面有著比較明顯的作用。

“從中期和長期看，其實我們要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所以從中長期看，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就更加重要。在具體的政策執行中，各國可以根據自己情況把短期和中長期政策結合起來，使得我們進行改革的時候減少陣痛，并且為改革創造一個比較寬松的政策環境，使得我們的改革可以成功地得以執行。”易綱說。

李佐軍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G20提的結構性改革和我們國內的供給側改革，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國國內會更多地提及去產能，煤炭鋼鐵的減產，都會對世界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國外的結構性改革，由于是受市場調控，不太存在去產能的問題，更多傾向于發展高科技產業。”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結構性問題，但是每個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不盡相同。比方說中國現在有個任務就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個結構性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美國現在要提升它的利率，但同時世界正在出現負利率，事實上貨幣政策在調整過程中也有結構性改革的問題。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說，有的國家可能這個問題大，有的國家可能那個問題大，但是我們有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次杭州會議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貢獻。最終會出臺一系列的指標性體系，以及原則問題和主要改革領域。

48項指導原則形成約束力

“今年，我們已經就《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達成共識，一致決定通過創新、結構性改革、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方式，為世界經濟開辟新道路，拓展新邊界。要沿著這一方向堅定走下去，幫助世界經濟徹底擺脫復蘇乏力、增長脆弱的局面，為世界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和繁榮打下堅實基礎。”習近平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則認為，結構性改革的概念在數年前已經在G20峰會上出現，盧鋒的期待是，“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仍然需要很大的努力，要把結構性改革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樓繼偉在此前接受采訪時表示，在中國的大力推動下，G20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并制定了一套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這在G20歷史上是第一次，體現了標本兼治促增長的理念”。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現在提出的9大優先領域，48項指導原則，都是相當明確的目標，對所有的G20成員國，都有一個明確的指導作用。同時以文件的形式出現，也形成了約束力。”

盧鋒參與了此次結構性改革方案中指標設計的部分技術工作。“優先領域包含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促進財政改革等。指標體系包括勞動生產率、就業率、政府債務、基尼系數等12個指標。G20各國同意根據指標體系每兩年就改革的進展進行一次評估，納入問責評估報告系統中。中國在G20這個平臺上，高度重視和推動結構性改革議程。中國自己就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我們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很困難很艱苦的選擇，但是不可回避。”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引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拉古蘭·拉詹文章《結構性改革為什么那么難》的觀點闡述了結構性改革艱難的原因：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帶來的益處是長期的，但是從短期來說，有一部分人會受損，所以就在剛開始進行的時候很難被接受。

吳敬璉認為，目前中國需要抓緊進行的重點改革有六個方面，分別是：制定和執行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金融改革、國有經濟改革、競爭政策的貫徹、自貿區試驗及其推廣、建設法治國家。

“如果去年的一帶一路、亞投行，顯示了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全球影響力的提升，這一次中國在G20峰會倡導推進G20結構性改革議程，彰顯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內外貫通的特點。”盧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