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學生連范本都沒有興趣學，還奢談什么語文學習？這必將成為語文教學的噩夢

課本依然沉浸在過去的歲月里，板著臉孔說教，課文所反映的都是成人化的思想、生活和糾結

關于文言文，教科書理應取其精華剔除糟粕，可它在這方面似乎少有作為，常常照搬照抄

記得我還是2003年參加人教版新課標語文教材使用培訓的，時至今日已經有10多年了。在這套教材的使用過程中，作為一線教師，總體感覺教材規劃不錯，但也遇到不少較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和研究。

我相信有關部門和專家可能也在醞釀進行新一輪的教材改革。是的，這套教材確實落伍了，亟待煥發青春。

現結合教學實際，談一談我的一些淺薄認識和主張，希望新一輪教材編寫的同志能夠集思廣益，破舊立新，最好能夠脫胎換骨，讓我們的教材更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以全新的面貌，贏得廣大師生的喜愛。

關于選文的定位

一線老師都知道，喜歡上語文課的學生很少。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從教材方面來說，我以為課文激發不了學生學習興趣是個重要因素。教材是學生語文學習的范本，是語文的基礎，如果學生連范本都沒有興趣學，連語文基礎都不想要，那還奢談什么語文學習？這必將成為語文教學的噩夢！

看看現在的教科書，雖然經過了歷次的修訂，但依然存在選材落后、內容陳舊等問題。

恕我直言，目前語文教材存在兩大明顯缺陷：

其一，過于超脫現實。翻開教材，似乎就翻開歷史，回到過去。人教版五冊必修教材，入選作品，除了古文就是近現代的作家作品，當代作家幾乎沒有，更不要說學生所普遍推崇的韓寒、郭敬明等同輩青年作家了。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僅僅在必修1選了兩則短新聞：一篇是《別了，“不列顛尼亞”》，報道香港回歸的；一篇是《飛向太空的航程》，報道“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的，還安排為“略讀”。是不是沒有好的當代作品可選？顯然不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學空前繁榮，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作品比比皆是。而教科書卻對此不聞不問，拒之門外。

其二，遠離學生生活。時代不同了，現在的學生思想活躍，生活豐富多彩，而且都很現實。而作為課本，就沒有顧及這一點，依然沉浸在過去的歲月里，板著臉孔說教。課文所反映的都是成人化的思想、成人化的生活、成人化的糾結，學生不容易理解，還很難適應。唯有一篇課文反映的是與現代學生差不多大小的一群人物的生活，那就是《包身工》，可包身工們的生活他們完全陌生。

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缺陷，我覺得是因為沒有把握好教材的定位。教材不是教師讀的書，而是學生學的課本；教師只不過借此當作教學的工具，指導學生讀書罷了。因此，教材的受眾對象跟教師的教學對象，應該是統一的，定位的主體應該是學生。

作為一線教師，我曾經在高中不同年級做過問卷調查，總結現在的學生最喜愛讀的三類作品：一是生活勵志類，如《讀者》《意林》；二是故事想象類，如《故事會》《少年文藝》；三是青春鑒賞類，如《少男少女》《中學生優秀作文選》。最叫我震驚的是，沒有一個學生選身邊的課本！這難道還不令我們反思嗎？

關于課本的文言文

針對教科書中的文言文，教育界曾有過一段存廢的大討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不想選邊站。就現行人教版教材而言，單就必修1至必修5，總共有9個單元編選的是古文（包括古詩詞），占所選編課文的近一半。僅從分量上就不難看出，編選者對中國古典文化是何等的重視。這無可厚非。不過，就我多年的教學實踐發現，這其中也不乏一些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泥古現象過于明顯。今天我們學習古文，是拘泥于古文，還是師古而不泥古？顯然后者才是正確的選擇。不拘泥于古文的道理非常簡單，由于歷史的原因，傳承下來的文章，難免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作為教科書，理應取其精華剔除糟粕，批判地接受，或直接修正過來。然而，教科書在這方面似乎少有作為，常常照搬照抄。

典型的要數古文中的錯別字，教科書一律以“通假字”泰然處之。這就給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帶來不少困惑和麻煩。比如默寫的時候，讓學生寫通假字好呢，還是寫錯別字好？判卷的時候，開明的老師兩個都算對，而僵化的老師非要學生按課文錯別字寫，否則就得不到分。這就造成一種反常現象：今天的學生糾正古人的錯字不行，一定要跟著古人寫錯別字！比如杜甫《蜀相》里的一句“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其中的“煩”明顯是“繁”的錯寫。課文只注釋說：頻煩，猶“頻繁”，多次的意思。教材為什么不直接把它改正過來呢？

反過來，一些文言中不該解釋的地方，教科書卻不厭其煩，妄加注釋，甚至畫蛇添足，曲解其意，讓人無所適從。比如韓愈《師說》中有一句：“或師焉，或不焉”，本來這句話很好理解：有的從師，有的不從師。可是教科書在注釋中，把“不”注音為fǒu，表明通“否”，意思還是“不”。有這個必要嗎？

教材文言文編寫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就是要求過高。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請允許我先介紹一下當前中學生們的學習狀況：高中一入學，文理加起來就有十幾門功課，幾乎每門課都有配套資料和作業，加上應試壓力，學生負擔十分沉重。所以國家及一些有識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給學生減負。

語文情況又如何呢？除了作業，還有配套讀本，并根據《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課外自讀文學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讀物，總量不少于150萬字”；五冊必修書，要求在不到一個半學年內完成，基本每學期要學完兩本書。而每本書里的古文，有一半以上要求背誦，古詩詞更不用說了，僅必修3第三單元4篇古文就有3篇古文要求背誦——也就是說，每隔兩三天就要背誦一篇課文。

這些要求是不是有點過高？過高的要求，肯定就不切實際。如果每門課都有這樣不切實際的要求，那這些還僅僅10多歲的孩子又怎么能夠受得了？因此，我建議教材編寫者們應該多站在學生角度考慮一下問題，這樣的教材可能更人性化些，學生也就可能不再望而生畏。

關于教材處置的題外話

這個話題不涉及教材的編寫，而是關注教材的使用問題。想起這個話題，完全是一次偶然機會。

2013年，我以校刊主編的身份，到香港做一次十分有益的文化參訪。在金文泰中學觀摩一堂漢語教學課的時候，我意外發現學生用的課本都很舊，里面有兩人甚至多人的筆跡。一打聽，才知道這些課本都是別人使用過的——學校專門有課本買賣市場，學哥學姐們把不用的課本拿來打折賣，學弟學妹們如果需要就跑來“貪便宜”。

我問不少買課本的學生：“為什么不買新的？”他們的回答都很坦然自信：“這樣很好呀，既省錢又結交朋友！”我又問賣課本的學生：“為什么要賣它？”他們的回答也都很坦然自信：“這樣很好呀，既能夠廢物利用，又能夠攢錢零花！”后來得到校方進一步的闡釋：“買賣課本是學生的自由。香港課本雖然很貴（一般都幾百港元一本），但他們都不是因為缺這幾個錢。我們鼓勵他們買賣，家長也鼓勵他們買賣，主要是想增強他們的市場意識，鍛煉他們的社交能力。”

而在內地，一般都是統編教材統一訂購，學生幾乎沒有買賣的可能。這不僅剝奪了學生的選擇權，還容易造成極大的浪費。每學期，學生都要花上一筆不菲的錢買各種教材，而這些教材幾乎就是一次性的使用價值，要么找地方儲藏，要么就當作廢紙賣掉。難怪，年年高考(精品課)一過就出現很多學校學生集體撕書的亂象。

所以我想，香港中學生買賣課本的事應該給我們有所啟發。內地中小學在現有教育體制下可以作些“微調”，改“統一訂購”為“自由訂購”，同時開辟一個課本買賣市場，讓學生廢物利用，根據需要靈活買賣課本！這樣，既能夠解決一些困難學生的后顧之憂，又能夠培養他們自食其力的精神，還能夠鍛煉他們生活和社交能力，何樂而不為？

（作者為安徽省無為縣襄安中學教師）

(中國青年報)